澳洲的孙立勇先生、台湾的吴旺铭（化名）先生，吴义龙在这里向两位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感谢两位先生对大陆从事民主事业遭遇苦难的同胞的关注，感谢两位先生对本人在身陷囹圄之时的关爱。

我在2010年出狱之初就听说了孙立勇先生很多感人的事迹。向我介绍孙先生事迹的是民主党人的一位忠厚长者毛庆祥先生，他对孙先生推崇备至。之后，王经波也郑重地对我说：“介绍你认识一个北京的朋友孙立勇，人品、能力都是一流的。”由此，我知道了孙立勇：他参加了八九民运，特别是“六四”屠杀后，他创办地下刊物《民主中国》、《钟声》，要求当局平反“六四”，审判凶手，还政于民，为之入狱7年。刑满释放后，他逃亡澳洲。在澳洲，他多年来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谋生，但却创办了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不计名利，资助国内“六四”受难者和民运受难同仁。我很感动。

有一次在skype上遇见孙先生，向他感谢，他却说：你们真的受苦了，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不值得感谢。如果你真的要感谢，你应该感谢这几年一直关注你的台湾的吴旺铭先生，“吴先生先前在澳洲，他听到你的事情，非常豪爽地答应帮助你。他也是你的宗家哦。”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在监狱11年里为什么会有定期的经济支持。

1999年4月，我失去自由，由于一方面身处外省、父亲去世早、母亲老病（为了不雪上加霜，对母亲隐瞒了我入狱的事），另一方面女朋友和民主党人因高压及政治迫害，经济上无力支持，孙先生和吴先生的帮助就特别重要。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中国的监狱，可能是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根据中国当局的有关法律，对监狱里的犯人当局必须保证其基本生活条件，但实际上很多生活必需品没有提供，包括：棉被、内衣、鞋袜，其它的日用品每个月给7元（2008年前后改为8元）补贴——这点钱买了草纸、洗衣粉，就买不起牙膏等洗漱用品；而伙食更是糟糕至极。浙江民主党人因坐牢出狱不久就去世的已经有5位，他们是聂敏之、陈忍鉴、程振岳、吴兆龙、张建红（力虹），王荣清、戚惠民是健康进去重病出来。福建的范燕琼、四川的佘万宝、湖南的李旺阳、辽宁的王泽臣、安徽的张林等等，也都因坐牢而身患重病。

人们可能不能想象，中国监狱里政治犯处境是最遭的。犯人分为严管、普管、宽管三类，我始终都是被严管（早期叫预进级，黑牌子，后来改为红色；我的牌子没有换过）。而且政治犯受到狱方和刑事犯双重暴力监管，公开监管我的多是杀人犯，一般有三个——这是明的，暗的叫信息员，不知有多少。在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下，身心遭到摧残是意料中的事。即使我一向乐观，也挨了多种病苦：皮肤病、中耳炎、高血压、痔疮、牙炎、脚气病、头痛症、胃病，这些都有病历为证。

我母亲2007年1月18日去世。由于我的通信事实上被断绝，我得知母亲病情是2006年11月18日，当天正好是规定的每月一次和家里通话的时间（此前我被剥夺了通话权利）。次月，我再和母亲通了一次话。到第三个月，母亲问：可以回来吗？我说回不了，母亲就不能说话了。我立刻向监狱要求回家探亲。中国监狱规定父母重病和丧事，犯人有权利探视。可是对我的要求，他们拒绝了。我母亲走了，最终没能见到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受到孙先生、吴先生和很多朋友的关爱，包括至今我不知道的人，我深表谢意。在这里，我需要向关爱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孙先生和吴先生，汇报我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监狱里的情况。

本来我不打算说监狱里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给民运带来恐怖气氛。1998年，我们在组党之初就提出：“笑着走进监狱，笑着走出监狱。当大家都争着去坐中共的监狱，中国就自由了。”朋友们说：“坐牢有什么可怕呢？中国不过是大监狱和小监狱的区别。毛泽东当初不是也让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劳动改造吗？”我认为这是解构恐怖统治的最佳策略。不是不需要揭露监狱真相，更重要的是如何走出恐惧。如果我们对当局的迫害有了恐惧，就上了统治者的当，我们的恐惧参与了对自己的迫害——它摧毁你的内心世界。

在监狱外，自由是统治者恐吓我们的利器，如果我们愿意以自己的自由换取中国的自由，那么就是大勇大智。我认为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当我的尊严不能保障时，拿生命保障尊严是我的选择。唯有保障了尊严，才能让生命更精彩。无论在狱中或狱外，我们都需要保有人的尊严。但是进了监狱，我们需要转换角色，我们的理想、目标没变，但处境变了，因此斗争的方式也需要变。

入监后，我首先给自己定了两项任务：一是改变监狱的陈规陋习；二是学习研究。我们在社会上，要为改变社会制度奋斗；在监狱中，我们就要为改变监狱制度而努力。我曾给S女士写信说：“过去我制定了很多写作任务，现在可以做了。我给你一个承诺，11年写11本书。”可就当时监狱对我的管制，很难做成这个事。

入狱的第一天，我就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的禁闭结束后，我被送到制造出口葫芦和链条的第四监区。由于我拒绝写思想汇报，被禁止借书、阅报、和犯人说话、通信、接见……我知道我面临用生命抗争的阶段了。要么用生命换得学习、写作权利，要么用生命显示尊严，改善中国监狱虐待异见人士的环境。在这一点上，浙江中国民主党人徐光做得非常好。他出狱的那天是被抬出来的：因为绝食。在监狱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抗争监狱黑暗的管理体制。我相信这些抗争不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浙江省监狱对政治犯很少直接使用肉刑，这和早期浙江省政治犯们的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陈龙德，由于参与自由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在1990年代中期被劳动教养，在劳动教养过程中遭遇肉刑而跳楼，让当局看到了正义之士的人格尊严。请朋友们记住——我们自己的最终处境与我们争取的力度呈正比。

于是，我写了遗书，声明将捐赠遗体。1999年6月3日，我开始了7天的绝食，要求写作、读书、通信、接见、不参加非自我服务型的劳动、不写思想汇报、不在有罪的名义下签字等。其间，我被带到医院输液。当时的监狱某领导悄悄地告诉我：“这些人素质太低，不必和他们计较。我会想办法改善你的处境，保证实现你的愿望。”以后的7个月中，我被关在禁闭室中，在这里获得了写作的权利，开始写我狱中的第一本书《权利政治论》。

2000年1月17日，我从禁闭室出来，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废弃的水泵房，看管我的是三个杀人犯。离开禁闭室时，狱方和我谈话，要我不要和犯人说我的要求被接受了。这年6月，由于水泵房被拆，我被转到严管监区第六监区（这是死刑犯监区，只有我一个是有期徒刑）。在这个监区，我在犯人出工劳动时，可以看书、写作。我的生活安排是这样的：早晨起来读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英语；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报；晚上写作到9点。11年里，我完成了11部书稿，如《权利政治论》、《论语解读》、《中国问题及其对策》等，还有几部书没有完成的，总计近500万字。

我还需说明，先生们给我的钱（两年的生活费），多用于购书、订阅报刊了。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受先生们的恩是难以丈量的了；在那个环境里，您们给我的帮助，不仅是物质的，更有精神的激励。我愿意以此生献身于中国的民主宪政，作为对先生们的报答，想先生们是同意的。

再一次感谢澳洲的孙立勇先生、台湾的吴旺铭为我所做的一切。

2011-9-15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