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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黄琦被捕后，有一天傍晚，我突接曾丽的电话，说从泸州带病来成都上访的罗启芳女士，托人给她打电话求救，说她在收容所里挨了打，并受了伤，求赶快拿点钱去把她赎岀来。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成都军区招待所去与曾见面，从她手上拿了500元钱，然后就与广安的访民苟克福一道，前往多宝寺收容所。但我们赶到后，收容所的人说，除了直系亲属，别人不能接罗岀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求情无果，抱憾而返，并将赎金如数退还给了曾丽。

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在省高院处见到了刚从收容所里岀来的罗启芳。她骨瘦如柴，流着泪水对我说，她病困交加，能不能借点生活费给她，于是，我将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她，并随后将罗的情况告诉了曾丽。

两天后，我带罗去到成都军区招待所见曾丽，当时曾丽和助手等人正吃饭，见罗启芳来了，曾丽又喊加菜。饭后，曾丽安排罗在成都军区招待所和她一起住一段时间。

2007年夏秋之时，罗启芳再来成都上访，见到我，再三向我表达谢意，并要去面谢曾丽，说对她的救助之恩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惜当时曾不在四川。之后，我打电话给曾，转达罗的谢意，曾说：人都是父母生养的，遇到特殊困难时，应得到别人的温暖和帮助。她并叫我转告罗，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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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黄琦被捕不久后，石棉县的左华安和毛建华，因举报当地大量盗伐天然林事件无果，走投无路，最终找到了曾丽。曾丽了解情况后，为其联系了一家媒体记者，并派岀一名助手，与记者一道去实地核实。之后，曾丽又联系了川内多家媒体及《人民日报》驻川记者，前往实地调查取证。但《天府早报》的一篇报道发表后，介入该案的诸记者却遭到了各种处罚。

曾丽不甘心，又联系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调査报道此案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于是当地5名不法官员受不同程度的应有处罚，3名罪犯受到法律制裁，同时诸受处罚的记者也得以清白。

毛建华等人一直对曾丽感激不尽。2009年1月某日，他还对我说，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曾丽和其助手等的帮救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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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冬，我和杨继年（后含冤而死）进京上访。到2002年的元月，由于乞讨来的钱已经用完，回不了四川，只得打电话向曾丽借钱。曾没说二话，立即给我们汇来500元(此500元后来已还)。

2002年5月18日，我在成都被收容，后在南充收容所被打，险丧性命。7月，我回到成都，原住旅馆因官方压力不让我继续住了，我被迫露宿街头，身体虚弱，饥寒交迫。困境中，我再次向曾丽求救借钱。曾丽接到电话后，很快就送来400元。

2005年冬，我在省高院大门上贴出“惨胜遗书”，提出了解决我的冤案的三条要求：“一，由法院依宪依法彻査彻纠；二，由被告即蓬安县公安局公开认错、道歉、解决问题；三，进行社会公论，如法学专家和各界人士都认为是我的申诉无理，我不但保证就此息诉息访，而且还保证公开向各级有关部门赔礼道歉，但是如果反之，就必需给我一个说法。以上三条，如有一条达到即可；否则，我必与法院主要领导和有关责任法官等同归于尽”。黄琦、曾丽夫妇闻讯后，特意找到我，劝我一定要冷静、理性，千万不要莽撞。当时，我虽未向他们夫妇俩承诺放弃，但在他们夫妇和其他人的劝导下，没有轻率行动；否则我可能会是另一个杨佳。

另外，这几年中，黄琦一直关怀我的生存，特别是2007年我遭歹徒伤害，也是黄琦和王怡拿钱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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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我为妹夫处理车祸问题，急需资金；紧急中，曾丽又借了2000元给我，正是这笔钱使我们避免了每天几千元的车辆和货物的扣押费。此次借款，我原承诺于2009年2月初奉还，但我因2•23事件被捕入狱，至今尚未奉还。

长期以来，曾丽对我及很多和我一样的人都给予了很多帮助，我们心怀感激。而且，她的丈夫黄琦也曾多次入狱，身处逆境，十分拮据。对于曾丽女士的义举，我和很多受助人都实在是终身难忘。

2011年9月1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