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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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台湾印象(一)

王丹

一、 台湾的“六四”记忆

今年中国大陆“六四”22周年的当天,台湾一批青年学生要在自由广场举办纪念活动。更加年轻的一代,对于“六四”之与台湾的关系已不很能了解,但是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关于这种关联,媒体人黄清龙曾经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六四和台湾没有关联吗?当年岛内正面临政治转型的突破口﹐国民党保守势力仍在顽强抗拒政治变革﹐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许多人受到北京学生运动的感染﹐两岸相激相荡之下﹐竟然促成了台湾学运里程碑——即中正庙野百合的崛起。随后政府召开国是会议、解除黑名单、落实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开放民选﹐乃至九六年的总统民选。一场远在数千里以外的六四学运﹐对台湾产生如此蜿蜒曲折的影响﹐谁能说‘六四’与台湾毫无关连?”

1989年6月4日,中共悍然出动国防力量在自己的首都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下令军队提升警戒,国防部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官兵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以防范大陆可能的巨大事变;另一方面,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在晚间即时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国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行政院宣布:向放弃中国护照的在外国的留学生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并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而在民间,大家都密切关注在北京发生的一切。一位网友追忆当时的情景说:“我那年11岁,还在念小学,可是我就天天看电视转播六四的消息,真的是天天看,我也不知道一个小学生为什么对这个新闻那么有兴趣。情势越来越紧张了,不知道中国政府会对学生们做出什么样的镇压行动……,民主女神像倒下。我都要哭出来了,因为象征民主的像倒下,表示这次运动可能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除了当局动员青年学生在今天的自由广场举行“手拉手,心连心,声援大陆学生”的活动之外,最著名的就是有一群今天仍然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歌星,联合创作演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六四”歌曲《历史的伤口》。作词者包括梁弘志、陈乐融、童安格等,作曲者包括罗大佑、小虫、沉光远、李宗盛、张洪量、黄韵玲等;而参与演唱的更是有当时的天王巨星小虎队、伍思凯、文章、邰正宵、金素梅、姜育恒、张雨生、张信哲、蔡幸娟等。

中共的“六四”枪声,令很多本来怀有回归情结的台湾人痛定思痛,对台湾与大陆的未来关系有了新的想法,这个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在台湾纪念“六四”,不仅是一个有关人道与人权的议题,我们更应看到,这个议题与台湾本身命运的息息相关。

二、 曾经有过那样的历史

最近因为要整理书稿,重读了2004年前卫出版社出版的黄华昌先生的回忆录《叛逆的天空》,有机会重温一下台湾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

1950年代初期,台湾人在经历了“二二八”之后,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迅速增长,有些台湾人出于对国民党的不满,转而向共产党寻求希望。这种左倾倾向并非中共操作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其实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而正是因为想了解,才有阅读左倾书籍的风潮。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匪谍。

黄华昌先生是1929年出生于竹南的客家人,他在日治时期的1942年报考大津陆军少年飞行兵学校旋被录取,1945年2月被编入实战部队。战后1946年回台。不到半年,即因高谈阔论和教室中的黑板涂鸦文句,而成为国民政府的思想犯,大约3个月以后释放。1949年初夏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书中他有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本无好感,也没有彻底认识,只一意想对抗无能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与蔑视台湾人的傲慢的外省人,又想报复过去积累的种种怨恨,才不深加考虑,接受人家劝诱;结果连革命团体的名称和系统都不知道,就轻率地加入了。我因此极为后悔。”(P20)

但是国民党急于在台湾建立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威权统治,情治机关根本不会辨别“左翼”青年的思想动机,而统统将这些追求真理的精英分子打成匪谍。黄华昌自然在劫难逃。他是1950年所谓“学生工作委员会案”的45位被捕者之一,该案有11人被判死刑枪决,33人判5到10年徒刑,一人无罪释放。黄华昌完全未经开庭审判,即被判处10年重刑。

在回忆录中,他讲到被判刑定罪的过程:“我被移送军法处几天后,难友陆续受审。有时每次一个人,有时同时几个人,站在法庭上,由检察官或审判官或不知身份的军人审问。说是审问,不如说是确认口供;这是在保密局刑求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强逼我们在口供上按指纹。庭上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翻译官,唯有一位身兼检察官与审判的法官,以及一位书记官,在不给被告看或听起诉内容的情形下,径予宣判。这就是戒严初期的军事审判。”(P317)这些情节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它确实发生过。

看完这部回忆录,我又找出记录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那里面采访了好几位当年的“左翼”青年,他们几乎都有着跟黄华昌相似的经历。虽然不是第一次看了,但是当片尾的主题歌旋律响起,当字幕上打出歌词:“当严冬将要完尽,而人类的想望的春天,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的时候,当我看到镜头里已经满头白发的受难者以手掩面、无声地痛哭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今天无论是台湾的年轻人还是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兴趣去了解的人,都应当去看看这些记录,去了解今天的台湾的民主之苗是过去那么多悲伤的泪水灌溉出来的;去记住仅仅在60年前,曾经有过那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