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江泽民郑重其事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可谓不提不是问题、越提越成问题。此问题太大，别人没法回答，江泽民乐得自问自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成了后邓时代的标准政治答案，中共举此旗、走此路已久，迄于今日。胡锦涛比江泽民左，但旗照举、路照走，有心无胆，但求“维稳”，不敢“折腾”。习近平似乎又比胡锦涛更左，掌权一年间，左的一面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化，对于旗和路的问题，习也正在另寻答案。这答案他没有明说，却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举毛旗，走老路。

许多人不大愿意相信习近平会真心亲毛，更不愿意相信他会迷恋毛泽东那一套：一手抓笔杆子，一手抓枪杆子，一边大造舆论，一边大搞专政，整人治党，“抓纲治国”。因为习近平吃过毛路线的苦，上过毛思想的当，理所应当赞成非毛化才对。毛时代习家不受待见，习近平是备受折磨的“狗崽子”，一家老小没过上几天正常人的日子。他父亲因为“利用小说反党”的 钦定罪名无辜挨整，几乎被整到九死一生，若毛多活个十年八载，恐怕习氏一门将永无出头之日。试想，这样子的一个人，即使他忠心爱党，又怎么可能真心亲毛？ 除非他脑子进水，缺心眼。正如人们也曾经不肯相信薄一波的儿子居然尊毛、颂毛发自内心，唱红歌、背语录情真意切，人们宁愿相信薄熙来是政治骗子，只为消费毛派信徒、骗取毛左遗产而已。其实，这才是对习近平、薄熙来的严重误判。

吴稼祥先生言之凿凿地说，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其诸多的左倾保守姿态均属违心，是刻意释放的烟幕弹，是为了规避改革压力、迷惑反改革政敌的“假动作”。其理由是，习仲勋是众所周知的改革派，是胡耀邦、赵紫阳这条线上的人，而习近平是个孝子，“他曾经在父亲追悼会上悲痛异常，站都站不住啊，人整个都坍塌了似的”——这是吴稼祥先生认定“改革派盟主”所提供的唯一的事实性证据，据此，吴稼祥断定习近平绝不可能背叛其父所属的政治营垒，因为那样做“无异于自杀”。这种分析逻辑基于血统论，似乎父子之情足以决定路线传承（照此说来，世袭制就成了人世间最稳定的制度了），但他显然是把道理说错了，更把事实看反了。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两个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舆论斗争”等等，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逐步模式化和日益强化的毛左政治特征，很难想象这些竟是虚张声势的假动作。一个最高领袖，言行如此扭曲，这怎么可能呢？倒是“制度笼子”、“宪法实施”、“尖锐批评”之类漂亮话更象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恰如毛泽东当年一手炮制、如今仍被后继者时常援引的“群众路线”、“双百方针”一样，这些东西才是狭隘者伪装大度、独裁者冒充开明的如假包换的烟幕弹。

也许，不仅是吴稼祥，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习近平、薄熙来自己——也都大大低估了习近平、薄熙来这些顶级“红二代”人物对毛思想、毛路线的内心忠诚。以他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历程而论，在他们相对贫乏的知识与价值构成之中，毛泽东思想大概是唯一结构化、系统化、凝固化的承重基础，而其它的知识和价值——如果他们有的话，充其量只是东鳞西爪、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除了毛泽东，他们其实什么也不太懂，什么也不大信——连别人普遍信奉且视之为底线价值的东西他们也通通不信。套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习近平、薄熙来们的知识结构是“学毛为主、兼学别样”的畸形结构，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其余都是目”。故此，去毛化意味着他们“世界观”的迷失，也意味着其政治信心和勇气的丧失，而这是如今大富大贵、意气风发的“红二代”所不可想象、也不能接受的。

中毛毒既深，在思想上、价值上，习近平、薄熙来们已经很难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毛泽东即使是家族的仇人，却仍然是思想的导师、精神的巨人，更遑论毛泽东仍然是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的最高守护神。毛泽东之于薄熙来、习近平，正如秦始皇之于项羽、刘邦，其残暴虽令人畏惧，其威仪却令人神往，终究难以抗拒“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帝王梦想。对于已经接了班、掌了权、得了毛家“红色江山”的“红二代”们来说，不亲毛又亲谁呢？

二

中共目前正在大张旗鼓举行所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为此亲自出马，煞费苦心，监督指导河北省委常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用了四个半天的时间兴致勃勃地现场观摩河北官员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据习近平自我确认，这是创举，邓、江、胡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在习近平的亲身垂范之下，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也亲临各自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去照猫画虎、如法炮制。在河北官员的带动之下，各省的官员也不得不奋起直追，竞相开展了内容大体相似、格式大致统一、尺度基本一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官员们的演技很糟糕，但场面还算热闹，已经失传了快要四十年的正宗延安法宝，如今似乎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如果这仅仅是表演，官员们已经很给力，习近平已经很有面子，得了很多“正能量”了。如果是胡锦涛做同样的事情，想必做不到习近平这样的火候。

无需史家考证，此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确系尚未绝灭、幸得真传的毛氏遗风。这场由习近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中共试图举毛氏大旗、走延安老路的最新证据。

当今的世道，搞这种多少有些花拳绣腿、空洞无聊的事情，难免落下庸人自扰、得不偿失的民间讥评。但这不能全怪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党的传统，从毛泽东那里一脉相承传下来，是历任党魁正位立威、扬名立万的规定动作。江泽民搞过“‘三讲’教育”、“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搞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然而事情大同小异，做法大有不同。我们必须承认，江胡二人谁也不如习近平搞整风搞得这么认真，就跟玩真格的一样。江、胡鼓噪“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过是虚张声势、虚应其事。事不可免，只好硬着头皮打一打理论太极，走一走意识形态过场，以便把自己打扮得更象党魁模样；但习近平不然，他不屑于效仿江、胡“放空炮”，而是眼光向后，回望延安，试图师法毛泽东，也许他是真的信服毛泽东、信任整风运动。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肃反的班头，整人的高手，整风的祖宗。搞肃反除奸、整风整人那一套，没有人比得过毛泽东。延安整风时期，王明、博古不是毛的对手，周恩来、彭德怀也只能甘拜下风。遥想润之当年，蓝苹三嫁了，雄姿英发。布衣葛巾，谈笑间，“三风”灰飞烟灭。经延安整风一役，毛泽东在党内称雄称霸，以至超凡入圣，中共统一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好恶。整风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业：毛张口“人民”，闭口“群众”，不过是挟“人民群众”以令诸侯，以便自己以“领袖”、“救星”的名义永久代表人民——如林彪所言，“B52（指毛）是最大的群众，这就是党的群众观点”；毛煽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火，不过是借机贬低同僚而神话自己，和朱元璋当众梃杖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其他人越来越卑微，越来越渺小，便烘托出绝世伟人拔地而起、一飞冲天，而信以为真的批评者王实味却不明不白枉送了性命；毛泽东倡导虚伪透顶的“民主生活会”，却亲手毁掉了延安高层残存的真实的“党内民主”，代之以“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宣称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再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却把人数不多本应倍加呵护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贬斥为“比较最没有知识的人”，更把留苏归来的“红色教授”骂作“比蠢猪还不如的东西”，就连马列原著也受到刁难，被尖酸刻薄的毛泽东讥讽为“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是比屎还没有用的教条主义”，剩下来，唯一值得全党认真学习、学以致用的生动活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延安窑洞里出炉的“毛泽东思想”。整风的目的原本如此。

习近平幻想把“教育实践活动”办成当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此他大量袭用延安时期的政治术语，拾人余唾，取人牙慧，但见退化，未闻创新。所谓“解决四风”，无非是在模仿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所谓“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几句不伦不类的整风口诀显然脱胎于毛泽东“脱裤子，割尾巴”的粗话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雅语。习近平大概是希望以尽可能原汁原味的毛泽东式整风手段，实现雷厉风行的毛泽东式整风效果，但这未免异想天开了。问题在于，世界变了，中国变了，共产党也变了，毛泽东当年做得成的事情，习近平如何才能做得成呢？比如说，毛泽东喜乱厌静，不爱“稳定”，偏爱斗争，习近平和中共“维稳”机制吃得消吗？毛发动群众、运动群众，敢于煽动群众冲党委，挑拨下属斗上司，鼓励地方反中央，这些事情习近平敢做吗？怕天下大乱，就当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整风很刺激，但未必很好玩，回归延安的打算，不如轻轻放下、悄悄收起吧。

薄熙来也曾试图举老毛旗、走文革路，他失败了。但薄熙来不是败在贪污受贿，更不是败在唱红打黑，他是败在老婆闯祸、爱将反水，治家无方、用人失察上面。不过，就算谷开来不杀人、王立军不叛逃、薄熙来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局常委，他也不大可能顺利完成毛左复兴大业。虽然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在当今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但神位可供遥拜，路线不可通行，若真的拿来“教育实践”，这就已经很离谱、很过分了，就算薄熙来做了总书记，也不过如此。所以，习近平尽管摆出了一副高开高走的政治强人架势，但恐怕将来事与愿违的可能性倒是要更大一些。

2013-10-1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6期  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