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阎宗裕（75岁）

采访、整理：裴桑

地点：忠县香山宾馆

采访时间：2006年9 月22日

我1950年和余长远结婚（按：余长远，忠县民族资本家，民国时期创办“永顺长”酱园厂，即今忠县酿造厂前身），当年上半年就开始征粮，首先是上“正粮”，其次是加征，第三是“黑贴”（音），这几次把家里的谷子都收干净了，还有小春（即麦子）也收缴完了。当时有催粮队，一来就住在家里，一日三餐要供他们吃。

减租退押整地主，那点味道就扎实（厉害），主要追金银。把地主吊起来，怎么吊？用绳子捆住额头上一圈，吊起来，名叫“吊木脑壳”。还有“吃咂酒”，用细绳子把两个拇指捆在一起，中间加木削往下打。还有吊一个手指头和一个脚趾头，称为“吊半边猪”。那些味道扎实。比如柳启厚的妈，手被吊断了，骨头都伸出来，烂，她就是被烂（发炎感染）死了的。柳启厚屋里的（妻子），是傅良成的女儿，是投河自杀的，就在新大桥那里，她是被逼得没法了，只有去跳长江。还有柳直武（音），他后来说（娶）的一门生了两个，一儿一女。把他一家弄去关起，这边手上扎颗针，这边手上也扎颗针，要他交金子，柳直武是被折磨死了的，他埋在现在榨油厂那里。柳启孝的女儿等被抓到白沙寺那个洗行（屠宰行）屋里，关在楼上，把螃蟹黄鳝放到她裤裆里，裤子上面和下面都用绳子扎起。熊实之“背火背头”，在洋铁桶桶里面装火，要你（脱衣）背起，受得了？硬是像以前那些棒老二（土匪）一样，还强迫地主坐在刺上，把绳子从锁骨里穿过（老人伸手比划）。王汉章（音）夫妻两个受刑不过，又骇得不行，两口子一头一个双双上吊死了。农村要野蛮些，比如用猪毛刺奶子头，城关镇里整人好一点。

我姑婆一家受的刑多，吊“半边猪”、“鸭儿凫水”、“吊木脑壳”、“站财神”……什么叫“站财神”？就是要你一只脚提起、一只脚站在板凳上，要你站好长时间。还有站碓窝，要你站伸展，碓窝里头是尖的，放不到一只脚，你啷个站伸展嘛。他家里被整得一贫如洗，出去要饭，饿得吃黄葛泡，就是黄葛树的嫩叶子。

那时杀人多，一天枪毙七八个。比如陶华轩，是两爷子（陶华轩、陶馥轩兄弟俩）同时在1951年腊月三十枪毙的。那时枪毙人，各个地方的人要组织起来，举着旗帜敲锣打鼓来观看。陶华轩是自己背着铺盖卷走去的。公审的时候还搭了台子，像唱戏，锣鼓一阵阵地敲打。陶华轩看到这个阵势，明白自己活不了了，他说：我的好日子到了。他腊月三十被枪毙，初一那天，他儿子陶奎来把他尸体抬回去的。

朱耀庭逃走了，在重庆（按：应该是泸州）把他抓到了，关在铁驳船船舱里押回来。途中（民兵）听见舱里咚咚咚地响，打开舱盖看，他还坐在里面。快到忠县时，揭开舱盖看，他已经吊死了。啷个吊死的？他穿的长衫，他把长衫边的布条撕下来做成绳子吊死的。那时没有趸船，是“递漂”，就是用小划子（小船）接。把他丢在河坝上，朱耀庭个子不大，尸体成一个卷卷。

谢锡九和黄本立（即黄胖子）双双自杀，在河坝划子运过来，我亲眼看到，人已经被勒得紫乌乌的。（按：谢锡九和黄本立从重庆解押回忠县途中在舱内自杀，见《我们被整得家破人亡》一书。阎宗裕老人目击了受难者遗体，并补充了已经无人知道的黄本立的姓名，弥足珍贵。）

梁露仙（音）拉出来斗，枪毙他前，他女儿还上前去打了他两耳光，她要活下去就得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但是，他爸爸被杀后家里没人了，于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又来整她，把她抓去斗、打，她还是没有活出来，被整死了。死的时候我没看见，斗她的时候我看见的，捆起，那个时候讲的就是捆，她还不到二十岁，一个圆脸。

伯永梁是枪毙了的，冉良臣（按：国民革命军师长）的妻子也是被枪毙了的。梁文华我见过，长得乖，白白净净的一个圆圆的脸，也是被整死的，还是个妹儿。那时没有把地主和地主子女当人看，下手整起来也不当人。那时唱的歌都是“连根拔，连根拔，要把地主富农彻底消灭。”

（阎宗裕的女儿余春节——忠县二小美术教师插话：我爸爸被弄去背煤炭，他是商人，没力气，太重了背不起，又不准分成两次背，于是把他抓去关起。）

余长远被吊了七天七夜没下绳索，双手腕被吊烂了，流脓。白天悬空吊，晚上让脚着地，手仍然吊着，脚下用粉笔比着脚画一个圈，不准脚动。

（余春节插话：爸爸还受过“炒菜”的刑罚——就是被一群人围着，一边把他打过去，另一边又把他打过来，打倒在地上后，你一脚踢过去，我一脚踢过来，人在地上反复翻滚，就叫“炒菜”。）

1951年4月份，我们在（邻县）丰都还有40石租，就把他弄到丰都去，白天关在屋里，一天只有两个包谷吃，每天晚上抓出去游田坎，要他走不到一尺宽的田坎，走慢就打。他的脚就是在田坎上扭了，后来好长时间走路都痛。

（余春节插话：还有一种“打腰鼓”的刑罚。土改积极分子们把柏树桠铺在地坝上，点火熏烟，然后把树疙瘩挂在地主和地主婆的腰上当做腰鼓，把他们赶到冒烟的柏树上面跳舞打腰鼓，纯属折磨人侮辱人。好多地主白天晚上受折磨，就这样折磨死了。我爸爸身体好，活下来了。他心态也好，要什么给什么。到1952年，我家的财产全部被收缴完，连箱子上的铜扣扣都被撬下来拿去卖了。我们家本来是比较厚实的，最后一无所有。当时收缴的地主的财产一船一船地运走，叫做“胜利果实”。）

还罚我们100石谷子，他们来评估财产，完全乱评，假如值一元钱的东西，只评一分钱。18床铺盖，还有衣物，全部评了。最后那些农民还想我们的碗盏，放在缸里的，拿出来评，才把数字凑满了。装满了一条8 吨的船，开到乌杨镇去了。

（余春节插话：当时他们把爸爸抓去关押起，这边就在家里评财产，10元钱的东西只评一角钱，就这样去抵那100石谷子的罚款。那边要什么家里就给什么，妈妈生我八哥时，家里的铺盖都没有了，妈妈是坐在油毛毡上坐月子，惟一剩下的一床铺盖，是因为生八哥时沾了一点血迹没交上去，后来连这床也要我们去卖成钱交上去，我们只好照办。去卖时怕人家不要，就假装说血迹是小孩长疮流的血，才卖掉了。受一次又一次磨难，我家的产业彻底衰败下来。）

　采访后记

阎宗裕老人很健谈，说起往事滔滔不绝，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土改之后的几十年岁月，她还经历了许多灾难。

可能是看穿了人间的一切吧，老人在回忆那些苦难时并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她始终很平静，像是在讲与她毫无关系的事情，有时甚至有说有笑，这使她的讲述别具一种震撼。

老人的女儿是在土改后十多年生的，应该对土改所知甚少，但她竟对家里的那段苦难十分清楚，如同亲历一般，这在当今的中青年里极少见，这当然是由于阎宗裕老人以及那位已经去世的余长远先生“家教”的缘故。由此可见，作恶者要想完全封杀这段血腥的历史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历史的真相总要努力地通过各种方式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