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4期）

昨晚代元元给李晓霞抄账簿，一直抄到2点才睡觉。早上，李晓霞点完名从十班往回走，路过六班就站在门口拿账簿，两人说着对账的事。我正在地上打被子，一看见李晓霞站在门口了，赶紧站起来，面朝她喊“队长好！”，李晓霞挥挥手说“我又没进去，你喊什么？”，继续和代元元说话。我也继续打被子。

过了几天，早上张宏巡筒，站在门外往班里看。我正蹲在床前整被子，余光看见她站在门外了，我随时做好准备，只要她一进来，我就立即起立（刚来时，经常突然站起来，每次都是头晕，眼前发黑，现在已经练出来了，再快速的起立也不晕了）。正想着，突然“野靖环”三个字又进入我的耳中。

“到！”我立即回答，立即起立，立即转身朝门口站好：“队长好！”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喊出来了——当然，她也只叫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张宏一步迈过黑砖：“野靖环，你看见我了，故意不起立、不主动问好。”

“是，我看见了，你一进门我就起立了，全班只有我一个人问好了。”我语气沉稳地说。

“我在门口你看见了为什么不起立？”张宏问。

“张队长，不是规定队长没进班不用起立吗？”我反问。

“你规定的？”张宏说。

“前两天李队长说的。你不信问问李队长。”我说。

“我今天告诉你，只要见到队长就得问好！”张宏说。

“是。”我答。我已经做好了扣100分的准备了。

这些日子对我的包夹放松了一些，经常只有齐兆兰一个人紧跟在我旁边。这一天齐兆兰参加班长考试，班里没有一个牢头狱霸了，大家顿时轻松起来，虽然照样不敢说话，可是互相交流一下眼神就够了。我的身边没有了定时炸弹，愉快地看着书。

忽然，我看见杨亚楠的身影紧贴着门口慢慢地走着，我马上朝着她喊了一声：“队长好！”随着我的喊声，她的身影已经离开门口了，我接着看书。

“野靖环！”

“到！”我像弹簧一样站了起来。

杨亚楠怒气冲冲地又退回到门口：“你喊什么！你喊什么！谁让你瞎喊的？”

我简直蒙了：“报告大队长，张队长说……”

“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她的火气更大了。

屋里的七八个人早都站起来了，一个个吓得低着头，有的都哆嗦起来了。我不敢说话了，低着头，看着她的皮鞋。

“野靖环！”她咬牙切齿地叫出这3个字。

“到。”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我想100分该扣完了。

“野靖环！”她又提高了嗓门叫着。

“到！”我只好喊着回答。

“你还不耐烦了？！你知道你这是干什么吗？你这是影响学习！你破坏学习了，你知道不知道？”杨亚楠给我“向她问好”的罪行定了性。

我一句话不说：任凭你怎么办吧！

低头不说话是杨亚楠愿意看见的状态，可是我总是想讲清楚自己的理，我总觉得是没有沟通才产生了误会。其实我才错了，这是一个本来就没有理、没有法的地方！

虽然没有听到“扣分”两个字，可是，生了一肚子气，轻松的气氛荡然无存。

李颖值班查卫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太紧张。她经常是自己进班转一圈，然后告诉代元元哪个班多少分，代元元把李颖定的分抄到黑板上就行了。

今天，李颖进来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屋子，然后用卫生纸使劲地在学习柜的边上蹭，终于把卫生纸擦得变色了。

她马上说：“这桌子这么脏，是野靖环的卫生区吧？”

我看着李颖不说话，别人也都不说话。

桌子是齐兆兰的卫生区，她只干这么一点儿活。她不但不向李颖说明是自己的卫生区，而且等李颖出去之后，马上就说：“野靖环，以后这桌子归你擦了。”

我说：“刚才李队长问，这个桌子是谁的卫生区，明明是你的，你为什么不说话？擦出脏来了你就不说话是吧？要是我的就该给我扣分了，是你的就不给你扣分对吧？现在你又把这个桌子的卫生区归我了，这个班里这么多人，所有扣分的地方都是我的卫生区，门窗都是新生的，你的卫生区呢？她们的卫生区呢？”

她叫嚷起来：“我每天都整这么多被子呢！”

为此，我给李颖写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一个劳教人员都应该有卫生区。列举了班里卫生区分配的情况。

没想到，李颖把这份建议给了代元元，代元元回班就告诉了齐兆兰，她们一起骂开我了。代元元说：“李队长说了，你这是跟我们攀伴呢。”

我直接找了李颖，当面提出她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她却说：“你是劳教人员，在这里是我管着你。你是被包夹的，就应该多干活儿。她们是班长、是委员，都有其它任务，还负责包夹你，你干活时她们必须看着你，如果让她们也干活，怎么监视你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吧，别那么多毛病啦！”

9月14日是中秋节，晚上允许看电视文艺节目，我坐在小椅子上浑身发冷不停地哆嗦，头痛得越来越厉害了，还一阵阵眩晕。像这样感觉已经好几天了，我觉得自己是发烧了，可是又不敢说，我怕体温表试出来的温度不高而挨说。现在感觉越来越重了，已经可以肯定是发烧了，我就朝着在大厅值班的李颖举手。我刚把手举起来，代元元和张小敏就急了：“把手放下！你要干什么？”她俩坐在我的左右，卢静也从十班回来了，坐在张小敏的旁边。

李颖走过来，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浑身发冷，想试试体温表。”李颖没说话，转身进了队部的门，一会儿把体温表拿出来给我。38.2度。李颖又回队部了，接着，收容门从外面被打开了，李颖叫我的名字，我喊报告出门，跟着她往小医院走去。

一迈出队部的门，我的心立即敞亮了：身边没有包夹的，我身上轻松了；只有我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走在寂静的小路上。中秋的夜真美呀！绿树鲜花都沉浸在月色中，四处一片安宁。霎那间我好像获得了自由——我自由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自由地与亲人共婵娟；我自由地东张西望；我自由地享受这200米的大自然。

回来的路上，我对李颖说：“李队长，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

她没说话。

大夫开了钾硝痤，队部有退烧药，回来后李颖拿出药给我吃，对我说：“你要想回班，就让她们带你回去。”

（从试体温到现在只有20多分钟，我看到了李颖正常人的一面。一年七个月零十天，这20多分钟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还有2008年8月25日，我儿子从广州来调遣处看我，李颖带我去见面。结束之后，她笑着说：“你儿子长得很精神。”她笑的样子非常漂亮。

可是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根本不懂得人权的概念，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折磨、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

2008年10月的一天，有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孩子，前一天说话还是正常的，第二天竟然朝我发火。我问她：我和你之间没发生不愉快的事，你怎么态度变化这么大呢？她说：“不是你的原因，是我自己不痛快。”她的话，说明了劳教管理人员的心态。劳教人员是她们出气、发泄的对象，劳教人员是可以随意被侮辱，训斥的，我们没有做人的尊严。）

代元元说要学习，和我回班了。一进门就生气地说：“杨大早就给你规定了，你不能跟队长说话，找队长必须通过我们。”

她坐在学习柜上学习晋级考试题，我坐在高板上刚趴在桌子上，就被代元元制止。我想了想说：“我给王锦霞压被子吧。”她同意了。王锦霞的被子是太空棉的，非常膨松，已经压了好多天了，还是打不好。于是我把王锦霞的被子放在正对着门口的学习柜边上，我坐在被子上。

发烧几天了，身体很虚弱。于是，我就把身子倚靠在写字台的侧面，觉得身体稍微放松了一些。刚刚坐下几分钟，杨敏就来到了门口。

她说：“你还挺舒服的啊！谁让你坐在被子上的？”

我用手撑着地，站起来。我说：“报告队长，这不是我的被子，这是王锦霞的新被子，我帮她压一压。”

“不行！拿走！”杨敏态度坚决，满脸怒气，没有任何余地。

代元元把被子抱走。

我不甘心，还说：“杨队长，我发烧了，我想坐在被子上正好也休息一下。”

“现在可以允许你坐在小椅子上，但是告诉你只是今天。明天再想坐小椅子还得求。”杨敏严厉地说。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