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14期）

那当是一个慷慨悲歌的时代。

为保障农工基本生活、激励农工创业和支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当时农场给予了必要的扶持，普遍实行了“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在那些艰难的时日，农场预借给农工部分生活费和生产费，秋后再行扣除。此外垦区还规定，每个在职农工配给15亩“基本田”（也叫“生活田”）用于养家糊口，家庭农场承包的其它土地叫“生产田”，收取较低的承包费。

很多农工向我回忆起家庭农场创业阶段的往事都泪水盈盈。那时候，他们没有了工资更没有积蓄，家庭农场等于白手起家，只能靠举债度日，维持生产。遭遇天灾，有些人家难免赔得倾家荡产。那时粮价低，种地难，国家也没有出台今天的许多惠农政策。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改革初期“两自理”的广大农工，经历了怎样艰难困苦的创业里程。

龙镇农场的于德清说，大冬天他连棉鞋都买不起……

七星农场薄义的妻子到医院拣人家的剩馒头……

大兴农场的刘艳、洪河农场的张振学、前进农场的冯义龙开荒时，渴了就喝地沟里的水，因此几次大病不起……

1998年，前进农场许卫东的家庭农场因遭遇天灾赔得精光，负债累累，几无生路，幸亏哈尔滨一位老知青张晋东慷慨相助借款10万元，使他一家人挺到今天……

农工们对我说，现在还存在的家庭农场都是在风风雨雨中挺过来的。而在他们周围，因天灾等各种原因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者因还不起债而举家逃亡外地的，并非个别现象。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改革中，广大农民没有损失而只有收获：他们获得了承包的土地。在黑龙江垦区的改革中，广大在职农工则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停发了工资，生活费用和生产投入需自行解决。

今天看来，黑龙江垦区这场改革是中国大变革的组成部分，是不得不为、不得不行的“华山一条路”，尽管充满艰辛、阵痛和眼泪，但历史别无选择、别无它途。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不过，今天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北大荒最为艰难的时日，是百万农工，是上万个家庭农场，在垦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极大的改革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拓荒精神，扛起了这片悲壮的土地，创造了今天的繁荣！

这是北大荒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由于改革以来实行至今的生活费、生产费的“两自理”，北大荒垦区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重要变革，即下面所说的“三大重要变局”。今天，北大荒垦区一些农工不断上访，从根本上说，就是“两自理”带来的“三大重要变局”引起的。

而这个问题，似乎长期被有关方面忽略了。

经调查，垦区的家庭农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承包国有农场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一类是通过私人投资开发国有荒地并形成规模化生产的。

重要变局之一

垦区实行“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的近30年来，北大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惊人进步，其主体力量、发展动力和基本投入，绝大部分来源于类似于个体或私有经济性质的家庭农场，而主要不再是国家投入。

上万个家庭农场已变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发展生产的投资主体。大片荒地是他们投资开发的，所有农机具是他们个人购买的，每年的生产活动是他们自掏腰包进行的，垦区管理部门的大量“服务性工作”（如飞机喷洒农药、统一供种、供肥等）是要家庭农场付费的，双方变成了买与卖的关系。你卖的东西质量差或是霸王价，家庭农场当然不高兴或不接受。

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特别是靠私人投资开发了国有荒地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已经“脱壳而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资质和地位。这些农工事实上具有了民营企业老板或场长的身份，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只能听命于国有农场领导的职工。

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垦区生产的主体投资人和主体生产力。

重要变局之二

如今，垦区4000万亩耕地基本上掌握在家庭农场手中。形象地说，国有农场已经成为母鸡生育小鸡后剩下的“空壳”。家庭农场已成为垦区的经济基础，国有农场那一套行政架构已成为上层建筑。面对垦区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形态，必须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慎重处理国有农场与家庭农场之间的关系。国有农场行政部门应大大增强服务功能，支持和帮扶家庭农场健康发展，以保护广大农工和家庭农场的利益为原则，实行共荣共赢的运作方式。

我们都还记得，改革初期，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全国刚刚兴起之际，各地管理部门曾制定过一些“歧视性”规定，今天已经全然改观。但是在北大荒的部分地方，我发现，少数管理者对于家庭农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对于农工已经成为老板和场长的身份转化，至今缺少与时俱进的尊重和认知。“土地是国家的，我是国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费用，想收回谁承包的土地，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本文开头所引的家庭农场场长赵成凯与管理干部的对话，就集中代表了这种利益和认知上的冲突。

重要变局之三

北大荒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北大荒文化是英雄的三代北大荒人创造的精神结晶，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北大荒的思想文化传统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挑战。

北大荒垦区最早是由解甲归田的军人开创的，一直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文革时期转为“生产建设兵团”，更是直接由军人领导。其中有部分农场还是由原来的“劳改农场”转制过来的。那里的管理方式代代传承，养成了领导说一不二的生硬的“军人作风”，对此，当年的广大知青包括我在内都有痛切的体会。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给垦区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改变历史上那种“军人作风”和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

从本文开头所引的“立此存照”和所写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到，垦区少数管理者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没有理解或不愿意接受新时代的要求。有些人相当粗暴、霸道。他们强买强卖，不断提高各种收费。他们依然把家庭农场的场长当作可以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职工”。他们无视或随意否定家庭农场自主经营的权力，把农工承包合同视如一张废纸。他们公器私用，任意启动公检法甚至以刑事司法程序来对付上访群众。尤其随着粮价、地价的上升和国家各种惠农补贴资金下发，极少数干部心理发生畸变，开始与民争利，家庭农场的自主权力和农工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