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我刚刚出狱不久，一位朋友从地下渠道带来一本《哈维尔文集》。香港基进出版社出版，翻译者张勇进，这是最早的汉语版本。此前我太绝望了，因为一首抗议天安门大屠杀的诗，就付出与世隔绝四年的代价，接着完全被社会抛弃了。

我在没有墙的监狱内，如饥似渴地读哈维尔，我知道了《七七宪章》，知道了蛙人乐队，知道了哈维尔和蛙人乐队的灵魂在某个地下酒吧碰头。偏爱古典音乐的哈维尔，从这些所谓的街头音乐里，听出了整个民族的忧伤，于是，为其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吁，指出真正“有伤风化”的，是逮捕蛙人乐队的政权。哈维尔说，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都应该受到重视。而我在当时，就是一个迷茫的受到警察监控的小人物。我也和蛙人乐队一样，混迹于各个酒吧，却没有能力创作出令哈维尔为之动容的音乐。我借酒浇愁，借酒卖艺，在夜深人静之际，酒吧由喧闹到冷落，三三两两的酒客，要么失家，要么失恋，要么家庭和恋人都失去，成为无家可归者，甚至无国可归——无国可归这句话，已经在天国的哈维尔肯定懂得，他在《无权者的权力》里，描述了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民众因为恐惧，而由集体爱国转向了集体世俗。这跟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何其相似。

因为要活下去，我凑近酒客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的目的是卖艺赚钱，我冲着酒客吹的第一支曲子，往往是免费的。待勾起了对方的心事，我就假装要离开。我知道他会一把拽住我，央求我再来一首。于是好吧，乘着他的心事往下沉，我的箫曲也越来越黯然神伤。我恰到好处地收取了比平时多三倍的演出费，还恰到好处地听取了许多别人的故事。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岁月渐渐流逝，或者说，被一把刀斩成两段。我的人生从后面这段开始。似乎从娘胎出来就坐牢，然后酒吧卖艺，然后沦落到农民皇帝、人贩子、坐台小姐、算命先生、逃犯、酒鬼、遗体整容师等等中间。从狱内到狱外，我就是他们的一员。我希望见到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但是不可能，我却见着了经常出入监狱的刘晓波——他偶尔在我忙于卖艺时，传呼我，非要我接传真。跟哈维尔一样，刘晓波传真政治文件上瘾了。他跟独裁政权较劲儿。我没有较劲儿，我只是稀里糊涂签名而已——我的文学生涯在这种边卖艺边签名的可笑状态当中茁壮成长。又过了许多年，哈维尔不在了，刘晓波在坐牢，我却站在这儿，被称为见证了这个可耻时代的作家。

天哪。

2013年5月9日于柏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4期    2013年9月20日—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