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它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汉娜•阿伦特

我逃离中国之后一年多时间，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当局封网抓人，民众道路以目，法西斯主义猖獗。相继被捕入狱的人权活动人士中，有好几位是我认识的友人。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想像着与他们促膝谈心的时刻，温暖而忧伤——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些如同灯台上的灯的人而感到温暖，为他们背负过重的轭、被压弯腰而感到忧伤。我走在没有尽头的流亡路上，他们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哪一天，是重逢的日子？哪一天，是自由来临的日子？

第一次见到赵常青，是在北京方舟教会的礼拜日。他瘦高的个子，深度近视，说话急促而激动，身上带着泥土的气息。听他自己介绍，他是“八九”那一代的学生，当时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外高联联络部秘书长。“六四“镇压之后，他被捕入狱半年，在秦城监狱，“决心把民主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去追求”——人们谈虎色变的秦城监狱，果然是一所北大、清华都比不上的“民主大学”。1997年，赵常青成为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由于揭发选举中的违法行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2002年，因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及参加相关民主人权活动，又入渭南监狱关押5年。2010年10月，因集会庆祝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入北京朝阳区拘留所8天。

后来，赵常青又来过教会和查经班多次。他对信仰有渴求，却又常常发出疑问：为什么上帝容忍怎么多罪恶施施然地发生？为什么那些饮恨而终的天安门母亲未能得到公义？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牧师也难以招架。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他的眸子闪烁着迫切的光芒。他本来是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青年，若非生命被“六四“拦腰折断，又岂会四十不惑之际，尚且孤身一人、居无定所？他既为己悲，亦为这个国家而悲。我知道他心里没有平安，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哪里又有平安呢？大监狱和小监狱，实在没有太大的差异。我无法给他更多的安慰，只能默默为他祈祷。

去国之后，我听北京教会的钟道弟兄说起，赵常青结婚了，受洗了，还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我为他感到欣慰。在耶稣基督里，他终于享有真正的平安。我与钟道弟兄合作做华人基督徒的访谈系列，钟道建议说，可以对赵常青做一个访问。我想，赵常青受洗不久，不妨再等等看，等他的生命状态更加成熟与丰满，再做访问不迟。可是，数日之后，噩耗传来：2013年5月24日，赵常青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组织公民聚餐、宣传民主理念，被北京当局以涉嫌“非法集会罪”正式逮捕。家中留下伤心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

第一次知道许志永的名字，是“三博士”上书呼吁取消收容遣送制度。我跟滕彪是多年老友，跟许志永的来往则不多。不过，我们是同龄人，又是北大校友，我一直关注他的言论和活动。他是朱苏力的弟子，却与作为施密特式的专制政权御用法学家的老师分道扬镳，这种“谢本师”的勇气正是我佩服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画展上相遇，结束之后，我顺便开车带滕彪和许志永一程，路上简单地聊了一阵。那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了，包括许志永在内的多名维权律师被香港《亚洲周刊》列为年度风云人物，人们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充满了乐观的期待，王怡在一篇文章中称2003年为“宪政元年”。某些维权律师更是以当年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辩护律师自居——后来这些律师都成为民进党政府里出将入相的大人物。但是，我对前景并不乐观，更对公盟的前途颇为担忧，这个小小的组织已成为当局的眼中钉。我再三提醒他们要多加小心，但许志永认为，他们心怀坦荡，无所畏惧。

不久之后，公盟遭到当局取缔，许志永被邮电大学停课、停发工资。2009年7月，当局以所谓“偷税”的罪名将其抓捕入狱，一个月之后释放。他被拘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在离我家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而我时不时被软禁在家——热爱自由的人，偏偏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2012年1月，我逃离中国之后，最担心的友人就是滕彪和许志永。

2013年4月12日，许志永计划赴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机场过了边检之后，却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从此被软禁在家。这种非法软禁的模式，是近年来中共盖世太保付出成本最低的拿手好戏——还可以解决多名警察和“协警”的饭碗问题。7月16日，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8月22日，被正式逮捕并起诉——一个被软禁在家几个月的人，居然能“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他是分身有术的孙悟空吗？

在中国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许志永始终天真得有些迂阔。他说过：“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改革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政治文化的改革。……过去很多从事政治的，就是靠我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但是我认为那是一种暴力的力量。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走到极致，用自己的承担、自己的受苦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直到这种善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让那些暴虐的气息荡然无存，让那些野蛮暴力的传统彻底被压制，它们将成为末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国从来不缺少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和造反者，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这种以善抗恶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式的人物。

8月12日，《财新》杂志记者陈宝成被山东省平度警方抓捕。为了保卫自家祖居及家乡村民的承包田不被当地政府和开发商非法占用，陈宝成“被车祸”、被殴打，用血肉阻挡挖掘机（怪手）前进的道路，最后成了一名囚徒。当陈宝成挥舞着两齿钉耙扑向巨大的挖掘机时，这个文弱书生的身影，成为中国民众抗拒征地强拆的又一个标志。在拆字当头的中国，怪手不仅仅是怪手——在怪手的背后，是庞大的官商勾结的权贵集团，他们打着“城市化”的幌子，实施着血腥的“圈地运动”。

陈宝成有法律背景，又是知名媒体的记者，这两重身份让他的维权活动备受关注。村民们将这个外出多年的年轻人当作主心骨，而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眼中他是非得拔去不可的眼中钉。中共靠农民运动起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的成名作；但中共建政之后，却严禁农民成立农会等自治组织，农民沦为最卑贱的“当代农奴”，不仅失去了迁徙自由，而且连仅存的土地也遭到肆意剥夺。一旦出现陈宝成这样替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当局便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浙江村民钱云会惨死于暴力拆迁团体制造的车祸，陈宝成说，他也险些成了“第二个钱云会”。

我与陈宝成认识的时候，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的学生社团组织了一个论坛，请我与王东成、丁东等学者前去座谈。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那几年，大学的学生社团还有些许生气，像陈宝成这样满怀理想主义的学生，在社团中十分活跃。我也还没有“敏感”到被秘密警察全天候监控，不仅不能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到学校演讲的程度。那一次，好大一间教室，座无虚席，我看到台下目光灼灼的学子，就想起几年前自己在北大听讲座的情形。我讲了什么内容，早已忘记了，但陈宝成等几个同学送我走出学校时，在那滴水成冰的夜晚，我们在雪地上匆匆行走，他们热烈地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那一场景宛如昨日。

9月13日，王功权被北京警方传唤并宣布刑拘。《纽约时报》随后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对王功权的身份的描述是“公民商人”。作为当年赫赫有名的“万通六君子”之一，王功权把“公民”看得比“商人”或“投资家”更重。当柳传志、马云、冯仑等人纷纷向党表忠心时，王功权却走上“新公民运动”的荆棘路。他说过一段心里话：“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这一选择如同飞蛾扑火。有人在网上感叹说：“中国商人的下场：赚了钱还不移民，曾成杰就是你的下场；移民了还回国，薛蛮子就是你的下场；拒不同流合污还不移民，王功权就是你的下场！”

2012年秋天，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正在哥大做访问学者的王功权特意赶来与我见面，还热情地请我吃饭。一般而言，财富积累到他这种程度的商界精英，不会冒着失去财富乃至人身安全的危险介入民主运动。王功权是一个例外。他说，他本人并没有从政的野心，只是想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出一点力。那时，我很担心他的安全。而他告诉我，自从决定参与“新公民运动”，他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此前，国保方面并没有跟他接触过，惟有一次，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官员在一场饭局中，用开玩笑的方式对他说过几句威胁性的话。言犹在耳，王功权归国之后不出几个月，就身陷牢狱之灾。

有人统计，王功权是习李体制成型后，第105位公开遭到逮捕的民主人士。中共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一方面是因为它手中掌握了大量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并组建起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支维稳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民众仍然处于昏睡或故意装睡状态，权利意识远未深入人心。当我在脸书上发布王功权被捕的消息时，有一个名叫袁辉光的人在后面跟帖冷嘲热讽：“还新公民运动？只是一帮自我催眠者。”在受到我的斥责之后，此人自我解嘲说：“你当我是打酱油的便成。”我回答他说：“共产党肆虐至今，就是有不计其数的像你这样的冷血庸众。鲁迅《药》中的场景，还在今天的中国上演。你去打酱油吧，咸死你。”

刘晓波曾经期望他本人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良心犯。然而，在他入狱之后这几年里，一个又一个正义之士跟他一样步入监狱之门。我对他们深怀敬意。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屠夫主动放下屠刀的觉悟，而取决于每个道德异议分子的人格及信仰，特别是他们对于邪恶与善行何者优先的信仰。他们深知为何而战，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是为“解除同胞所受的羞耻和侮辱，解除社会不断地强加给他们的不幸的伤害”。

惟愿这些失去自由的朋友早日重获自由。他们将如马行过旷野，他们将如鹰展翅上腾。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4期    2013年9月20日—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