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辛子陵处置升级：2011年6月4日起遭军人监视居住

据可靠信息，2011年6月4日起，辛子陵家门口有三位1.8米高的军人值班，对辛子陵的活动进行全天监视跟踪，这说明了对“辛子陵事件”处置的升级。原来北京市纪委通知，对辛子陵进行“思想帮助”，而不是“专案审查”，但是，从今年“六四”以后，采取了新的组织措施和规定，包括辛子陵去邮局取友人寄来的邮包，也被监视的军人阻挡。经辛子陵抗议，在军人请示后，才获准在军人跟踪前往邮局的条件下前往领取邮包。辛子陵将寄来的一包大枣交给监视的军人说：“你们看看，有没有炸弹或手榴弹。”军人看了寄包的地址后，退给辛子陵，未拆开检查。

从6月4日起，辛子陵夫人李建华出外散步时，也有一位值班军人跟踪在后，此种待遇与规格超过一般民运人士。而且，“六四”以后，对待辛子陵的举措，是对待301医院蒋彦永大夫之后，又一次出动现役军人监管被审查或帮助对象。因此，对辛子陵事件的处置升级了，不同于北京市纪委所说的“思想帮助”了，而且出动现役军人进行监视了，即使辛子陵的组织关系归社区，是平民百姓了，但又调动军人监视他。1989年“六四”，军队向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平民开枪。2011年的“六四”，解放军三位战士对退休的一位解放军大校进行监视、跟踪，连反对腐败、希望救党的辛子陵也失去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了。22年后的“六四”，辛子陵的遭遇，是一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

从官方举措看，辛子陵2月15日同原国家科委十几位离退休老同志午餐聚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安全部、公安部、中宣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重视，并进行了专门调查。同辛子陵谈话的单位是北京市委的纪委常委，即退休的辛子陵组织关系所属的地方党委。而今年“六四”以后，监视辛子陵的是国防大学现役军人，即军方正式介入，而且首当其冲。原来似乎并不想再次充当恶人、首犯的军方，在又一个“六四”之日，又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再次杀到阵前打头阵了。这是辛子陵事件的又一个新的发展与新的措施。

二、左派对辛子陵、茅于轼发动群众性的公诉签名运动，无限上纲的剑头，实际指向邓江胡

同批判被抓捕的刘晓波、艾未未不同，2011年5月出现了以马宾为首位发起人的公开信《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将茅于轼评辛子陵著《红太阳陨落》一书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作为罪证，指控辛、茅“攻击、诋毁毛泽东”、“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认定辛、茅“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并且无中生有地强加罪名，认定辛、茅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茉莉花革命’、美帝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共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号召“维护党的光辉历史，维护毛泽东的荣誉和尊严，维护国家安全”，“积极行动起来，拿起宪法和党章的武器，以各种形式展开积极的斗争，揭露茅、辛的罪行，坚决打退这股反动潮流。”马宾等人并号召北京和各地群众参加，“欢迎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公诉团。建议外地人民群众自行发起公诉团”。

据说，北京市以及外地的“公诉团”已经发动了上万人参加，形成了有一定声势的群众运动。这有点像1966年的红卫兵大串联的架势，同当年“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江青同志”等口号一脉相承，至于上纲的语言、语气完全是文革翻版。

难道左派“公诉”只是对着辛子陵、茅于轼两位老学者吗？绝非如此。左派舞剑，意在邓江胡。从马宾先生过去的公开论述看，他号召的是：“为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彻底平反昭雪”、“开展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派他们认定中共十一大以后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要重新建党，重开十一大。他们也认定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证明文革中毛泽东认定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邓是第二号走资派是正确的。邓小平誓言“永不翻案”，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后背叛自己的誓言，左派认定邓是叛徒。左派的发动二次文革的号召，也得到国际上极左的毛派的支持，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革命报》公开号召，推翻中国的修正主义政权，建立真正毛派的中国共产党，认为邓小平不但是“走资派”，“六四”以后成为“反动派”。因此，中国的极左派，同国外坚持文化大革命思想理论的极左派，以及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确确实实是相互呼应的，目标一致的。国外左派杂志发表长文，歌颂江青、张春桥在公审时和法庭上的“英勇不屈精神”，认为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榜样，同国内左派向江青墓献花，高唱国际歌致敬，也确确实实是相互呼应的。因此，国内外极左派矛头，表面上对着辛子陵、茅于轼，实际上盯着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方针，及左派认定的修正主义路线。项伯舞剑，意在沛公。左派舞剑，剑锋所向，是二次文革，天下大乱，向邓江胡走资派夺权。

三、中共掌权者不要在辛子陵事件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以上粗浅分析，左派上下对辛子陵的打压是明打辛、茅，实攻邓江胡，如掌权者上当，必将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脚。

当年邓小平在左派理论家和元老的压力下，认定胡耀邦、赵紫阳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合格的领导人，以宫廷政变和武装政变的形式把两任总书记赶下台去。结果左派就要反对经济路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矛头指向邓小平。邓小平在上海发起反击，发表内部讲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的文章透出了邓小平的心意，但是反而受到追查，《人民日报》坚持要问姓社姓资。1992年邓小平被逼到墙角，发表南巡讲话，公开宣布，不要问“姓社姓资”，主要是反左，还发出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才使江泽民等新一代重归“一个字也不改”的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路线、方针。江胡20年来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在经济上坚持了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胡赵路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之路。

现在，左派攻击救党派辛子陵，而辛子陵不过是揭露了毛泽东的错误和罪恶的事实，赞扬了改革。改革就是改错。如果毛泽东不错，邓小平改革什么！辛子陵肯定了胡赵，也肯定了邓江胡，现在左派又要控告他，绳之以法。请问，辛子陵的言论哪一处违反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哪一处违反了邓江胡的理论？哪一处违反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辛子陵引用的马恩修改自己早年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准确的判断，马恩承认自己错了，都是有根据的，有书上文字为证的，何罪之有？

如果一定要提起公诉，最后在法庭上马宾与辛子陵公开辩论，那倒是件大好事。邓小平的“不争论”决策彻底吹了。那就开展一个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大辩论：姓资还是姓社？退回文革、人民公社的大饥荒，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场浩劫、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是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穷过渡，还是改革开放，请回资本家、发展民营、农村包产到户，让人们富裕起来更好？是吃公共食堂、瓜菜代的过原始共产主义，还是走改革开放的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胡赵道路？究竟中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全民长期恶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是构建和谐社会、走向小康？……实际上是坚持晚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死路，还是走打倒“四人帮”、批判毛泽东错误与罪行，坚持“邓三科”的理论，走胡耀邦、赵紫阳道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大争论。

至于公诉，当然，3700万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的农民的子孙们、55万右派分子和200多万准右派分子及其家属，700万文革受难者和上亿受株连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也将仿照左派的方式提出公诉，控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人类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制造政治动乱罪”、“诬告罪”、“诽谤罪”、“教唆罪”……，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要我咬谁，我咬谁。”咬了人的狗，被正式判决死刑，缓期执行。那末，命令狗咬人的主人该当何罪？

如果领导者偏袒极左派，打压辛子陵，其结果必然是左派仗势欺人，得寸进尺，指桑骂槐，顺藤摸瓜，一定要揪出黑后台，最后图穷匕首见，剑头杀向邓江胡，攻击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路线，势必学文革夺权，取而代之。这就是本人所说，支持、批准或默许打压辛子陵事件的发展，将是决策者、执行人搬起大石头狠狠砸自己的脚，将自找苦吃。

四、左派恶攻辛子陵、茅于轼，是为了十八大的争权、夺权

左派欣赏文化大革命，号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文革式夺权。打着批判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倒打一耙，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颠覆政府政权等茉莉花革命、西化分化自由化分子，真实的内心思想是为了自己上台夺权，升官发财。有位观察家分析道，左派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失势，原来掌握思想舆论大权、垄断意识形态的思想沙皇的崇高地位动摇了，胡乔木、邓力群式的权威人物告别了历史舞台，其他大中小左派也只能死守几个阵地（如社科院、求是等机构）。

为了在十八大上争夺代表左派利益的中委、政治局委员、常委席位，左派在十八大前制造社会震动的动乱（如这种挑动群众的公诉）为左派候选人造势，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前竞选方式，打压对方，以抬高自己、谋求选战胜利的乱中取胜的战略。在群众中，利用、煽动拥护公平、公正、平均主义的对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组成打着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旗号的群众队伍，向领导人施压。最后目标是在十八大席位中多占几席之地，争取左派的代表人物（如刘云山、陈奎元等）能被选进政治局或常委会，小左派也可鸡犬升天、荣华富贵；至少保住官位和社科课题费。这种政治投机亏不了本，也会有一些追随者。因此，有人认为，左派制造辛子陵事件，力图把事件闹大，不是真正为了毛泽东的荣誉，而是借毛的旗号为自己争十八大的地位，是为了夺权、争权、争位、争利。前面有木偶在表演，后台有木偶的提线人。左派最终的目标是，发动二次文革，打倒修正主义统治，要夺权，夺党政大权。

辛子陵事件还在继续发展，人们拭目以待，等着看这场政治闹剧如何收场。有人估计，可能出现在十八大之前和以后上面偏左的局面，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局面，政改大踏步后退，一直发展到严重打压民主势力，甚至党内、军内的保党派、救党派，经改也退到国进民退的状况。因此，辛子陵事件同刘晓波、艾未未事件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也在考验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

2011.06.08

注：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