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国，首站洛杉矶，一个熟人也没。租住圣盖博，很小的后院屋。屋在果树园里，闹中取静，桃李满枝，主人让随意采摘。黄尘行客，得此清凉，额手称庆。

不是政治人物，但是政治避难。身份引起误会，上了中文报纸。不时有流亡人士来访，各有派系，是非很多。我怕复杂，保持距离。后来搬了家，都没再联系。新的地址，只给了老莫。

老莫叫莫逢杰，在一家公司当保安，上夜班，很辛苦。年未五十，顶已微秃，鬓已微霜。短络腮胡，脏劳动服，粗犷彪悍。开一辆大卡车，老式道奇，造型横蛮，结实耐撞，擦碰得坑坑洼洼，性能却依然良好，像他。

目光真纯，笑起来像个孩子。从不搬弄是非，心里惦记着的，是“老家里”（别人叫“祖国”）平民百姓的命运。上升到价值观，虔诚如清教徒，没有妥协，没有弯弯绕，喜怒形于色。其怒近乎专制，但不会拒绝倾听。只要觉得你对，他也可以接受。可以吵一架，依然哥们儿。

那天同来的，有他的北京同乡，替人搬家为业的老刘。老刘的父亲，是四九年前的银行职员，五零年镇反被枪毙了。十四岁的他，同母亲一道去收尸，脑子里留下一个鲜红的惊叹号，锋利如锥。用粉笔在墙上写了几句什么，被以“反标”论处，一关二十年。中年出狱，带着父亲的血衣、血绳、子弹费收据之类，他所谓的“物证”，逃出边境，辗转到了西非洲的小国多哥。  

老莫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在美国行医，四九年响应召唤，回到祖国。父亲出任北京海星医院院长，医术高明，又精通英法两语，各国使馆的外交官都爱请他看病。当局要他协助收集情报，他坚拒被捕，判刑十五年。两年后反右，母亲又成了右派，被医院开除。文革第二年，老莫十七岁，正上高中，以“恶攻”罪获刑。十一年后出来，才知道父亲已死在狱中。四处游荡，四处碰壁。碰来碰去，也碰到了多哥。

在码头扛磷酸盐包，碰上老刘。一同到洛美市场，街边摊档谈心。“说到恩仇心事涌”，喝掉整整一罈子棕榈酒。老刘最痛心的，是带出来的证物没人要看，看了也没反应。证明不了什么，反而成了累赘。想丢掉，又不服气。老莫说这可是要紧东西，难得你妈保存下来！难得你带出来！怎么能想到丢掉！？话是这么说，不丢掉又能如何？他也不知道。

为了能参加海外民运，两个人辗转来到美国。没有学历政历，没有背景人脉，没有任何组织、团体的照顾，没有任何媒体、舆论的关心，办难民身份很难，多次申请多次被拒。好在经由法庭裁决，终于得以合法留下。好在体格强壮，吃得来苦。各自打拼几年，都买了房子，成了家，立了业，过上了正常生活。

但是对于老莫，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对发财没有兴趣，自筹经费，成立了一个“政治避难者协会”，帮助新来的逃亡者获得身份。同时作为草根组织，不分派别地，支持一切民运团体发动的街头运动。不争资源，不过问精英领袖们之间的矛盾。当后者乘着豪华游轮在流动风景里开会，从斯德哥尔摩一路开到圣彼得堡的时候，他和老刘一起，上街游行，扛标语、呼口号，汗流浃背。或者在中领馆门前静坐，绝食抗议，不吃不喝。

为此他经常请假，不在乎被扣掉工资。家里人来人往，大都是有些国仇家恨的劳工。谁有大难，他倾囊相助。听到国内受害者求救，必定捐款。没钱就加班加点，拼命打工补充。他夫人常说，有一次因为拖欠房贷，险些被银行没收了房子。那是一栋墨西哥社区的老旧平房，开间大，客房多。我去看过，说一间客房够了，干嘛三间？他说这样方便，临时没处住的，这里可以凑合。

流亡海外的人们，谋生不易，各有难处苦楚，时不时总会有人，到他家借住几天。节假日，也都爱到他家聚聚，随意地或坐或站，沙发里一埋，墙上一靠，满屋子风霜沧桑。有什么说什么，苦水倒出来，心情开朗了，有时会哄堂大笑，气氛就像列宾画的《给土耳其苏丹写信》。有时也商量商量，怎么给那个流氓政权找点儿麻烦。能力有限，办法有限，说到为难处，又全都沉默了。

有一家中国企业，在洛杉矶买了一个淘汰下来的工厂，派了一批工人来拆卸运回。老莫老刘知道了，带着大家去策反，为愿意逃跑的人找住处找工作办身份开记者会，忙得不行。但那些人身份一到手，就“褪套儿”消失，没一个参加民运，又气得不行。

老刘带出来的物证，就放在老莫家，破烂衣服上深黑色铁硬铁硬的几大块血渍，触目惊心。一位民运领袖要拿走，说他可以到国会作证，也可以收藏和展出。老莫趁此机会，请领袖照顾一位原先在国内大学里教俄文，现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洗盘子的朋友，“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领袖说他的基金会里，正缺俄文翻译。但是开出的工资，比中餐馆的还低。老莫脸色一变，正要发作，俄文老师按住他，表示愿意接受。

东西拿走后，再没联系上。老刘说，把东西追回来！老莫说，算了，在人家那里，有个起作用的机会，也好么。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领袖们之间的各种传闻。老莫说算了，不说那些了，大方向都一致么。俄文老师说越是大方向一致，越是大的应当帮助小的。老莫说，什么大的小的，比起老家里那个吃人的党，我们全都是小不点儿，小得和没有差不多了。还不团结，那就真的没了！

雄辩而又谦卑，没人答得上来。忧伤的沉默中，有谁哼起歌来，好像是王洛宾的民歌，蓝天白云悠悠。大家跟着哼，声音很低很齐，听上去却悲凉压抑。老莫的夫人说，一股子哭丧调，实在是受不了。夫人上海人，给人做管家，早出晚归，精打细算，一心奔着更好的日子。一直没有融入老莫的这个圈子。后来我搬家到哈岗山上，请他们夫妇来玩。再后来老莫一个人来，说她离婚走了。说不怪她想走，我太委屈她了。

老莫喜欢山上的清净和开阔，对花草树木鸟兽，都有极大兴趣。但他更喜欢的是，我们能参加民运活动。有一次抱来一大卷纸，让我们给写标语口号，游行时用的。我们写了，但没去游行。他说，写了就是参加了，参加了就好。好像是在上帝面前，替我们辩护似的。

受香港支联会委托，代理我们难民事务的朋友，坚持要我加入他所在的组织，我拒绝了。我说我担心你们那些自称某中央首长幕僚、某中央领导智囊的头头们，把党文化带进海外民运。这话很得罪人，以至于移民局通知我们办绿卡的信寄到他家，他转告给我们办手续的地点，让晚上八点到达。电话来时，正好《国际日报》专栏作家成荷生先生在，说绝不可能是晚上八点，让再问。再问还是，晚上八点。成送我们去，移民局已下班。门锁着，里面黑黑的。

第二天老莫来，我把这事讲给他听，说以后再也不同那些人打交道了。他立即反对，正色说，一共才几个人？！都不往来，那还有人么？！我说我不想凑数，我做单干户。他苦笑了一下，说，还是得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么。我说你这话，像村干部说的。他说没关系，哪天我拉上某某，一起吃顿饭，敞开聊聊，消除误会，大家团结起来好。

我说海外民运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内的变革。如果不能起那个作用，再怎么团结没用。他拧起眉头，眯缝起眼睛，说，没用？你说海外民运没用？我说，我说的是，如果不能影响国内，就没用。他说做了不一定有影响，不做肯定没影响。算准了结果，有胜利把握才做，和投机有什么两样？！

那年我为一个讨论民族主义的会议，写了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普林斯顿开会回来，和老莫谈讨论的情况，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反对西藏新疆台湾独立，说那些地方，历史上都是中国。我说就算是吧，历史上你是中国人，现在你独立地选择了做美国人。你用逃跑来坚持你独立的权利，又怎么能借口历史，不许别人独立？

他说不，我是永远的中国人！我说那也是你的选择。他警惕起来，目光如锥，尖锐地问道，不是你的选择吗？！我说现在说的，不是选择什么的问题，而是承不承认，别人也有选择权利的问题。他说我知道了，你主张西藏新疆台湾独立。我说我没那么说，我没资格说。愿不愿意同你合伙，要由对方自主决定。这就是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他没说话，似乎愿意考虑。我受到鼓励，又说，何况这里面，还有个国际政治大格局中代价和风险评估的问题。他说，又来了！这不是问题——前怕狼后怕虎的，还做什么事情？！

觉得他自相矛盾，再一想，又觉得不必说了。他的使命感和不计成败的人生态度，正因为自相矛盾，跨越了逻辑公式的平面，兼有诗的美丽，和宗教的崇高。倒是我俗气了，只知道评估实效，何况还，评估能力有限。我的梦想，是拥有两匹好马，两只好狗，一栋看得见地平线的小屋，和小雨一同，“归去青山好读书”。这个美国梦，和他的中国梦相比，不仅渺小，而且俗气。何况还，同样地不切实际。

那时的美国，正经济萧条。洛杉矶北岭地震，南加州房价溺水。据说十来万美元，就可以买个小农场。我路过一些农场，风景都美得难忘。十万美元的润笔费一到手，就跃跃欲试。老莫说，你别以为只要雇人耕种，就可以得愣得塄骑马兜风，没那回事！你得懂行。不光懂农业，懂经营，还得会自己动手修汽车、农机、屋顶、下水道、灌溉系统什么什么的——你全不会，能行？！我有个朋友就是农场主，全都能干，可不容易！对了，你们要是有兴趣，可以到他那里住几天，那没问题。

他也喜欢狗，没时间养。喜欢园艺，没地方种。下次来时，带着厚厚两纸袋剪报，一袋关于怎么养狗，一袋关于怎么栽花种树。新旧不一，分明是多年的积累。兴趣之浓，可以想见。他说他不喜欢猫，猫对人没感情，狗有。猫有妖气，狗没有。叭儿狗不算。叭儿狗金鱼一类，都像人造假货，不像天生的。天生的才好。夕阳下沐着晚风，望着远山，听他用严肃的口气，说这些闲散的事情，快乐难忘。后来我去了美东，两个做梦人各自奔忙，没再联系。

短短二十年间，形势变化很大。恐怖主义，网际网路，金融风暴，颜色革命，都是新东西。极权大国崛起，硬软实力骤增，也快得出人意料。流亡者价值错乱，内斗刀刀见骨。诸山头相继瓦解，诸中坚各奔前程。以前大喊抓特务，一个都没抓着。后来卧底亮相，反而风光无限。不少人低头认错，以求回国发展。有的争当国师，有的与网路警察为伍。白云苍狗之间，好像大家都羞于承认自己是曾经的反抗者了。

来到拉斯维加斯，这感觉尤其强烈。就民运而言，这个摇滚得震耳欲聋的城市，完全寂静无声。想起老莫那个松散的社交圈子，和他们不计得失的街头呐喊，不禁若有所失。不久听说，老莫当了“中国民联”主席，很高兴这个海外民运中影响最大的组织，虽人数遽减，底线还在。摧枯拉朽的狂潮过后，坚韧的质地露出水面，总归是壮丽的历史景观。只是不知道，老莫临危受命，既无粮草又无兵马，怎么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种国境以外的运动型诉求，又怎么能落实到实现诉求的国内政治？

那天，老莫和王丹一起来访。带来两大盆茉莉花，盛开如白锦绣，满屋子清香四溢。还有两件T恤，上面用各种颜色，印着美国《独立宣言》上那一段著名的文字。老莫说，还缺伊斯兰文，我要找人译出来补上，再印一批。别来二十年，他已年近七十，须发更白，还在上夜班。但风采体魄依旧，价值观先行依旧，说话开门见山依旧，让人欣慰。

我问起他的铁哥儿们老刘，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我本来不想说，他回国去了。/怎么回去的？/同那边做生意，那边老板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国安，国安让他写了个检讨，他就回去了。/给你打招呼了没？/打了，那个检讨，他给我看了，说他参加海外民运，是受了坏人的影响，坏人？不也就是我么。/真想不到呀。/  想不到的事儿，多了去了。我老婆是个好人，叫我别再骂老刘，说他不过是想发财，倒也是。

对第二任妻子，老莫赞不绝口。说她心眼儿好，特别善良，很愿意帮助别人，对那些有困难没办法的人很好。说时满脸上，闪着幸福的光。王丹说，老莫家后院，种满了树木花草，绿荫荫的。老莫说，地方太小了，将来有地方，我想开一个苗圃，种的树苗，送给阵亡将士家属。背着手在我们家前后院转了一圈，看我种的竹木，如同检阅士兵。说，长得不好。这里是沙土地，只能栽沙漠植物——回头我给你弄些黑土来。

岁月无情，当年“八九民运”中最年轻的一代，“天安门的孩子”们，都已经四五十岁。流亡二十多年，或销声匿迹，或两头通吃，或做个“原谅”独裁凶手的秀……不一而足。很高兴能有几个王丹这样的例外。王丹的诗文、回忆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展现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注。潮涨潮落，不改初衷，很难得。联名号召“天下围城”，更难得。

王丹他们和老莫他们的友谊，同样难得。知识分子瞧不起非知识分子，本是艾宾本斯坦《势利》一书中的常例，在中国流亡者中尤甚。洛杉矶那个“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会，从世界各地请来当年的右派和右派子女，却不邀请本地的老莫。文人能源不足，难免思想贫血。我相信王丹的充沛活力，不仅来自哈佛图书馆里的浩瀚书海，也离不开民间英雄老莫他们野性思维的浸润。只可惜，他们都不能回国——且试待，风云际会。

看他们俩站在一起，一个矮壮雄健，一个瘦高英俊，对比强烈，画味儿十足，想起了郑板桥题画诗中的四句：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更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再一想，何必更待明年：香港民运的主力，已经是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因试撰，新竹枝词。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2期   2013年8月23日—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