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5事件”的起因是广东韶关的“6·26事件”，那是一起造成维吾尔人二死多伤的汉维族群械斗。而“6·26事件”的起因则近乎荒诞，据说是因为一位汉族女工途经维族职工宿舍时发出了一声尖叫，以及网上出现的一则“维吾尔人轮奸汉族女工”的谣言。

可见，结怨比和解要容易得多。民族情谊靠的是日久见人心、慢工出细活，而民族仇怨却往往速战速决、立竿见影。“6·26事件”一出，鲜血和生命立刻撕破了“民族团结”的面具，似乎在刹那间，人们心中的那道柏林墙被高高垒起，原本就坚固的族群边界被强化到无以复加：我为族群，族群为我，不论是非，不管对错。汉维之间的相互猜疑、妒忌、恐惧、仇恨、愤怒急剧升温，“民族义愤”在维族人中爆发性传染，如H1N1一样。与之相配合，“汉族人强奸维族女工”、“维族少女被迫当廉价劳工”等传言也在维族人中不迳而走。血腥的敌意、无情的冷酷，达到了相互杀戮才得以发泄的程度。在千里之外的维族家园，一场以报仇雪恨为目的的、更血腥、更残暴的民族仇杀悲剧得以酝酿，并终于发生。而遭受血光之灾的，却是与“6·26事件”毫不相干的无辜的新疆汉人。

依正常的人类理性，这样的事情很难理解。一桩虚构的“强奸”，竟然引发了一场族群械斗；一场规模有限的族群械斗，居然又引爆了千里之外一场杀人放火的大规模城市暴乱。数百、数千人的死伤，已不亚于“军阀混战”时的“直皖大战”（段祺瑞讨伐张勋的“反复辟之战”更“文明”，几乎零死伤），可见今日之“暴徒”对生命的蔑视，远甚于当年的兵痞。“和谐社会”啊，何至于此？

有些人至今仍在纠缠汉维之间的相互“强奸”是否为真、韶关“6·26事件”政府是否偏袒了汉人，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即便真有其事，那也不是炸药，只是引线而已。强奸或者斗殴有可能发生于任何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籍贯、不同民族的两群人之间，可无论如何，在强奸、斗殴与一场骇人听闻的族群仇杀之间，还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是什么东西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罪恶的桥梁？这才是更值得我们沉思的问题。“7·5事件”的起因与后果是如此的不相称，这提示我们必须从更深处挖掘真相、向更远处探求因果。

二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奇特的“强奸政治”：某起或真或假的“强奸”案，迅即演化为对抗性、暴力性的“大众政治”，所谓“强奸”激起惊人的“群体义愤”，引发剧烈的社会骚乱。同种性质的现象，还有“意外死亡政治”（如石首事件）。

然而，“强奸”其实并不是“群体义愤”的真因，“强奸”案双方当事人的社会阶层与民族身份才是解开事件的真正钥匙。其一，如果强奸者是官员、“衙内”或富商、“阔少”，而被强奸者是平民百姓家的“花季少女”，其二，如果强奸案发生在汉族与维族、或汉族与其他心怀失落与悲情的少数民族之间，那么这桩真假莫辩的强奸案一经传播，十之八九将上升为“群体性事件”。在官与民、贫与富、大族与小族的对立语境中，所谓“强奸”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一种暗示。它似乎意味着：这不仅是某人“强奸”了某人，而是某个阶层、某个民族“集体强暴”了另一个阶层、另一个民族。

民族主义的话语既浅显易懂，又强大有力，特别适合于大众传播。这就使得跨族群的“强奸”立即与阶级仇、民族恨接轨，释放出强大的民粹民族主义毒素，迅速激活阶层意识、强化族群认同、凝固敌我边界、掀起群众动员、引发冲突事件。若不幸之中更不幸，还有“强奸致死”、“轮奸而死”或“政府纵容、包庇强奸犯”等严重情节，则此类“强奸”案件离骚乱、暴乱，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贵州翁安、四川大竹、浙江瑞安、湖北襄樊、湖南湘潭，还有深圳的“高干”猥亵“屁民”、习水的公务员嫖宿“书包妹”，最近的邓玉娇、“6·26”，此类“事件”或大或小，或轻或重，但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元素：发生于阶层或族群之间的性暴力（包括“谣传”的性暴力），其酝酿与发生机制，实大同小异。

三

与抗税、征地、拆迁、讨薪、上访等情由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由跨族群“强奸”所引起的“事件”往往波及面更广、来势更凶猛、手段更暴烈。二者的基本区别如下：在前者，当事人是特定利益的攸关方（除“维权律师”之外，“外人”通常不会参与），所涉权益是真实的、可计量的，“事件”的动机通常仅局限于维权；而在后者，当事人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涉“强奸”或“非正常死亡”甚至多数都是虚构的（如翁安、石首所“谣传”的“强奸”和“非正常死亡”），“闹事”者是一群以阶层或族群身份为显著标识的乌合之众，“事件”的动机也不在于要求权益，大多是为了发泄“民族义愤”或“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甚或仅为向特定的阶层或族群寻仇报复。冲击官府、烧名车豪宅、打杀汉人，这几种典型的群体暴力行动，即分别代表了平民对官僚、穷人对富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恨。

此外，在一般性的维权事件中，具体的权益是维权群体之得以无组织化整合的粘合剂，维权抗争的矛头直指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而在“强奸政治”及类似事件中，则掺杂着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民族感情”与宗教信仰。阶级观念、族群意识、宗教排异主义，在此类“群体性事件”中对于群体的构建与维系起到了核心作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理论，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在特定的斗争场合为极端暴力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正如义和团拳民一边念咒语口诀一边冲锋陷阵、文革“造反派”一边背诵毛语录一边实施暴行，我们从视频中可见，“3·14”、“7·5”中的“暴徒”在杀人放火时也是口中念念有词。显而易见，某段“语录”或“经文”赋予了肇事者们“替天行道”的非凡勇气和力量，在那一刻，仇恨和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义”的，甚至是“神圣”的。

四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在《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Power in Movements : Socai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中提到“围绕死亡进行动员”。他说：“在禁止合法集会的高压体制下，送葬游行常常是开始抗议的惟一机遇。如果一个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被看作是一场暴行，葬礼就会变成混乱的场所。”1976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大规模学潮和民主运动，是中国式“死人政治”的经典性事件。其发生机制，即“围绕死亡进行动员”。不过，那可不是“一个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而是两位被贴上了政治道德楷模的标签，被认定为公正、清廉、慈祥、开明的政治领袖之“含冤去世”。藉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耀邦同志”之机“闹事”，人们获得了某种崇高感与正义感，对集体行动充满了自信心。而且，因为“正义”在握，人们产生了可豁免于被镇压的大众预期，才能克服内心的巨大恐惧，敢于公开集会，集体抗争。

“强奸政治”可看作“死人政治”的族群主义变异。“六四”屠杀破坏了“76”、“89”模式的集体行动机制，从那以后，以“悼念”悲情领袖为契机，直接诉求“反专制”、“要民主”的集体抗争运动受到了扼制，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则获得了充分的滋养，得以填补精神空缺，逐渐成为集体抗争政治的主要动力。

“强奸政治”是这样形成的：其一，性反常、性暴力，通常是最易吸引大众关注的民粹主义素材。诚然，性暴力并不是官民、贫富、族群间对立关系的真实写照，但它却比所有的日常冲突更易获得广泛的回应与反响；其二，仇恨、斗争与报复，这是民粹民族主义最好的激情素与催化剂，虽然族群间的暴力很难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化悲情为暴力”，一向是族群主义发作的主要症候。

五

“强奸政治”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公共政治空间是多么狭窄；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是多么紧张。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族群、利益多元化却政治权力一元化的国家，又正处于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初级阶段”，官僚与平民、富人与穷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复杂的利益矛盾，也有立场、观点上的分歧，或许还有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并非不可理解，中国政府实在没有必要去掩盖和粉饰。关键在于，弱势阶层、少数族群必须有表达利益、倾诉悲情的适当渠道（即使他们的利益与悲情是不正当、不合理的），政府必须建立、完善并不断拓宽这些渠道，否则人们是一定会“闹事”的，在没有表达权、参与权的情况下，他们将选择以原始的暴力去人为制造公共事件、自行拓展政治空间。政府或许有能力禁止人们争民主、要自由，然而它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人们藉一桩“强奸”或“非正常死亡”案件发泄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怨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强奸政治”理解为一种扭曲的游行示威模式。

民粹民族主义的表演舞台越来越宽广，而公民政治的公共空间依旧狭窄，这就是翁安、石首、“6·26”、“7·5”等一系列暴力事件之酝酿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200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