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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莫之许:中国未来:不稳定和充满混乱(图)

2015年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即将崩坏〉(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文章列举了五个方面的标志性现象,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严重崩坏。这一观点顿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989年以来,关于中共统治即将崩溃的预言并不少见,沈大伟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有两个原因,其一,沈大伟本人与中共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2015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其二,沈大伟曾经对中共统治的前景有相对积极的评价,沈大伟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一样,被看出是所谓「韧性威权」的主要倡导者。 

这两位美国重要的中国研究专家在过去几年,对于中国走向的判断有着巨烈的变化。 

黎安友在2003年1月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的〈威权主义的韧性〉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民主转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极权主义向经典威权政权的转型,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稳定了」。而沈大伟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2008)则认为,中共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包括腐败在内的诸多问题。 

但两人却在过去几年翻转了对中国威权平稳运作的看法。沈大伟去年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是他个人观点的一个大翻转,同时也被看作西方主流学界对于中共统治未来图景开始转变的信号。他写道:「专制正严重压迫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使其更接近崩溃点。终结的过程则可能拖延、不稳定和混乱」。 

就在最近,2016年3月,沈大伟的新书《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出版,他继续呼应其一年前的观点,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中国保持2009年以来的强硬威权路线,就将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化,一些因素到某个点就会「突然折断」。很显然,这与当初的韧性威权具有调适能力的图景截然相反。 

更引人瞩目的是,类似转向并不仅见于沈大伟身上。 

最先于2003年提出韧性威权概念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2009年就在〈威权主义的非永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转型方式仍然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此外,笔者也注意到,还有更多的政治学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2015年11月在《美国利益》发表的〈共产党在中共统治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in China)一文中,美籍华裔的政治学家裴敏欣也认为,「中共89后维持政权的策略已经无法持续,而最新的替代策略,却似乎正在加速其统治的结束」。西方主流学界对于中共统治未来图景确实发生了转变。 

韧性幻象的出现


座落在中国河南省的巨型毛泽东铜像。(摄影╱AFP PHOTO)

中共具有学习和调适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自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共一直在寻求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的发展模式。这种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努力,也并非没有具体的目标,中共在一开始所学习的对象,正是当时尚处在威权统治下的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及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日本所代表的东亚威权发展模式。

1989年,中共镇压了民主运动,随后,东欧和苏联出现巨变,许多人对同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中共政权有着相当悲观的前景预测,然而,中共并没有终止上述尝试和努力,恰恰相反的是,受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刺激,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更加加速了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与许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共政权从冲击中走了出来:成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取得了持续的经济成长;同期,还实现了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和平的权力交接;在经济增长的奇迹映衬下,尽管也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体制官僚也显得似乎专业和能够响应社会需求;此外,尽管期间镇压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尝试,压制了法轮功群体的要求,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还是提高了中共政权的支持度;文化消费自主和网络时代的来临,更给人以一种宽松的感觉。总之,在许多观察家的眼里,中共政权通过有效的调适,「已经进行了自我巩固」,「中国这种特殊的威权体制,已被证明了是具有韧性的」。(黎安友,〈威权主义的韧性〉)。 

不仅如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获得韧性的中共政权,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转型,变为更开放、更自由化的半民主或一党独大型政体,如沈大伟所言,中共「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这些措施,包括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土地的自由流通;也包括进一步的法治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政治上的转变则在于,通过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党建措施,将私人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阶层等新兴社会阶层吸纳进入体制、甚至吸收入党,将不仅能改变中共的执政方式和风格,也能够改变其成分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在1970年代退出联合国等危机后,国民党在台湾所实施的本土化策略。 

而在大陆内部,也有许多人相信,通过这样的开放和主动改革,中共可以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私有经济和新兴中产的壮大,也会促进包括NGO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兴起,最终,在新兴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转变了的中共就可以与社会力量渐进、互动、平稳地实现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转型。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观察和预言,几乎在其刚一出台,就随即失去了其解释力。 

首先,那些曾经被寄予希望的进一步变革并没有出现:在经济上,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被「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所代替,非但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私有化国企改革,反倒出现了被称之为「国进民退」的现象;法治化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不是朝向更重视权利、规则和限制政府权力,而是以所谓「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倾向的重新抬头。更令人失望的还在于,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三个代表」路线,在经历了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交接之后,迅速地偃旗息鼓,而沦为了某种摆设式的存在。 

其次,即使是那些被看成是韧性威权的基础的内容,也被事实所证明并不那么稳固:薄熙来事件表明,围绕最高权力的争夺,并不因为任期制而消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强势反腐,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集体领导体制,也破坏了官僚体制通过经济发展获取政绩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从制度化的层面来看,作为后1989政权存续关键的精英的团结、基于绩效合法性的官僚驱动力等等,都迅速地成为了过去。 

或许,还要加上2015年令人大跌眼镜的股灾表现,与曾经一度被看作神话,但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平庸之辈的日本经济官员一样,曾经被认为经过专业化而具有高超能力的大陆官僚,也迅速沦为了国王的新衣,这表明,作为韧性威权核心内容的精英选拨、并通过这一精英群体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来响应社会要求,推动经济发展,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曾经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赶上了一段好时候。 

最后,威权体制的韧性,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在对于新兴社会阶层的吸引之上,而随着「三个代表」路线的无疾而终,中共越来越将政权存续的基础,放置在对新兴社会的压制之上。尽管体制可能成功地在短期内获得了相对安全,但却造成了新兴社会阶层对于体制的离心倾向。 

在2015年3月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里,沈大伟举出了5个具有指示性的现象,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不仅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中产以上阶层普遍的话题,和越来越多的行动。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对新兴社会的压制还有着越来越强的趋势,对网络言论、维权律师、NGP群体、宗教群体的打压在规模上和力度上都在升高。 

黎安友从发表〈威权主义的韧性〉一问,到承认「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转型方式仍然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不过区区数年,2015年,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承,「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而此时,距离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的出版,还不到两年。而中共自从奥运之后强化的维稳体制,以及中共十八大之后越来越显著的强力压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初在经济奇迹映衬之下,所做出的威权主义所具有的韧性,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幻象。 

真实的未来是什么?


一所中国四川省的小学生穿着制服等着进教室。(摄影╱AFP╱FRED DUFOUR)

为什么威权韧性的幻象会如此迅速地消失?这或许是许多外部观察家和大陆内部思考者都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也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组合,而在笔者的理解,有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可能是导致威权韧性幻象迅速消失的原因。

首先,后1989年的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包括精英团结、绩效合法性、对新兴社会精英的吸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等等,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来自于对于1989事件的响应,比如,精英团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9镇压和苏联、东欧政权垮台所带来的内外刺激下,所产生的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条船主义」,让精英们暂时团结起来,并在一定时间内服从了任期制和集体领导等规则,然而,这一危机意识当然会随着时间而逐步弱化,换言之,从一开始,这就可能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不是制度化表现。 

其他如韬光养晦、注重经济发展、对新兴社会精英的吸纳等等,都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解释,而如果说后1989年的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是基于1989年镇压后的反应,那么,就不要忽略,1989年镇压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坚持专政,拒绝自由化,「一步都不能退」,这也同时就意味着,所谓威权韧性的表现,从一开始就在维持专政、拒绝自由化的范围之内,许多观察家所期待的进一步改革内容,以及一些大陆人士所期待的渐进转型,实际上从来都不在中共政权的考虑之内。 

以维持专政为目标的体制表现,伴随着惊人的经济成绩,曾经给人以韧性的幻象,但是,在大陆经济增速减缓,新兴社会阶层要求上升,以及普遍的腐败等内外压力面前,迅速露出了其更加压制性的一面。沈大伟在新书中,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是关键」,认为「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并因此能挽回其走向衰亡的最后阶段。

不过,以我上面的简短分析的逻辑,后1989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内容,也就根本不会有政治改革,恰恰相反的是,维持既有的专政体制,才是中共政权的前提。展望未来,沈大伟所预言的拖延、「高度不稳定和混乱」(highly unstable and unsettled)的衰亡过程,才是远为可能的真实未来。


——转自报道者-观点,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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