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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一槌定音 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图)

阮铭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12个春秋》中,不无遗憾地回顾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邓(小平)、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邓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泽东主义半实用主义”思想本质。胡耀邦、周扬主张思想解放,是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解放。而邓小平和专政派的“思想解放”,只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胡耀邦、周扬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思想解放的起点;而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是“思想解放”的终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和专政派就亮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思想解放运动,取缔民主墙,逮捕魏京生。邓小平要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取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一半:“四项基本原则”;而抛弃另一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哪有什麽“准确、完整”?只能称之为“半毛泽东主义”。那另一半是“半实用主义”,对打击政敌有利时,“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形势稳定的表现”;当大字报批评到自己时,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因素”,“不但要讲,而且要专政手段”了。

邓小平与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们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政治思想领域他们都是专政派,都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

1956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批斯大林旳“左”(教条主义),邓小平、胡乔木都消极观望。等到1957年毛泽东反右,批赫鲁晓夫的右(“修正主义”),邓小平、胡乔木紧紧跟上,而且表现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原来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准备自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邓小平讲话(10月12日)把会议重心转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扬。邓小平说:“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可见理论界思想溷乱到什麽程度!”这一段是针对周扬的。还有一段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是针对胡耀邦的。据邓力群在《自述·12个春秋》中所述,针对胡耀邦的这一段,是王鹤寿看了邓力群替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后建议加进去的。可见胡耀邦的这位在延安时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准备对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会后,邓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吴冷西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宣部和电视广播系统,敦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每天轮流三、四个省,在全国联播节目表态,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从而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迅速扩大到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农村、部队,在社会上造成种种紧张、溷乱现象,严重冲击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对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举行,爆发了一场出乎邓小平意料的争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会议,工作人员读完决议草桉后,胡耀邦问: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陆定一站起来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在起草这个决议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第14页第12行有一句话,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是1956年我们党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文件,题目是两个字:‘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 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对我的,批判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科学家、文艺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了好几个自由: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保留意见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文件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对于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损害。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同那些错误的东西溷淆在一起。”

胡耀邦对决议稿中保留这几个字作了解释,说明是按照邓小平的定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范围。

接着万里发言赞成陆定一意见,主张取消这几个字。陆定一、万里发言都博得会场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然后,杨尚昆、薄一波发言,反对去掉这几个字,也博得会场另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这时邓小平说话了。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麽?现在群众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麽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麽首先做这件事?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局面的。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管什麽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邓小平讲完,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均发言主张保留。

胡耀邦说:“保留对我们当前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表决,一致通过。

邓反自由化讲话标志与胡决裂

邓小平这篇反“自由化”讲话导致中国政治气流的大变动。原来邓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邓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国政治气流往左拉,阻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陆定一的发言使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自由化”思潮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对“自由化”思潮的“软弱”比邓力群的“左”更危险。

这篇讲话也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做了什麽事?

对胡耀邦来说,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终结“两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桉,纠正历史错误。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第一件事,变成“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如果当初真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没有后来的西单民主墙,没有后来的纠正历史错误,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邓小平复出掌权了。

1986年底的邓小平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差别只在华国锋搞毛的“凡是”,可以纠正;邓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样无法自己纠正。这就是邓小平的悲剧。

胡耀邦下台后,陆定一曾对他的发言产生的后果向胡耀邦表达歉意。胡耀邦对陆定一说:“我是由衷赞成你的主张的,只是在那个场合,不便多说”。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意料之外的大辩论引发出邓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讲话,改变了全党、全国的政治气流。《精神文明决议》刚一诞生,生命即告终结。一场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规模、影响更深远的“反自由化”之战,已蓄势待发。

来源:【 明镜新闻 】

——转自零八宪章,2015-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