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纪念“六四”

老蛰

“六四”过去已近20年。时间站在胜利者一边,遮蔽和拖延的策略成功了。遗忘证明不义已经淡化乃至消失,而辩护却证明不义已转化为正义:罪错在受害者一方,加害者则受到了委曲和不公正的对待。或者双方各打五大板。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毕竟造成了20年的稳定和发展,因而是必要的。或者最温和的说法:功过相抵了。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家兑换银行,在那里功过可以互相冲账……这些貌似公允的论调不但出自第三方,甚至出自曾经是受害者的一方,这其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心理转化过程?……在盛世导演的大片中,在匆匆擦去血迹的杀戳现场布置庆典,这一画面成为历史与现实的隐喻,正如吴宓教授诗中所言:“战是和平暴是仁”。这一隐喻揭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真相。其实,事情的本质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对事情的想象:关于人民、革命、解放……“六四”颠覆的并不是这些事情,而是关于这些事情的想象。

蔡铮

活着并非事实,它有待于证明为事实。

—— 题记

八九年六月五日下午两点,我挨近天安门,想探究一下天安门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一堵军人和坦克筑起的墙壁挡住了去路。坦克的大炮像昂起的龟头。墙壁东端的街道上只有少数行人在出示证件后才得进入。我有军人通行证,我是不是也可以进去?想到这里,我有些紧张。这是哪里啊?我犹豫一下,还是走出围观的百姓,推着自行车走向那个把门的军官。许多枪对准了我。我只得往前走。走近那军官,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出,只掏出证件给他。军官年轻和善。他看看我的证件,又看看我,吃惊地说:“你也是当兵的?你还敢在街上走?快进来。你最好换身衣服,出去后千万别让人看出你是当兵的!”他招手让我进来,帮我把车子推进来,又嘱咐:“千万当心!”

就这么着我进了军事禁地。

吴高兴

1989年“六四”惨案的枪声响后,在浙江的杭州和其他中小城市,甚至在一些乡村,都出现了民众的自发抗议行动。嗣后,浙江当局按照北京的指示,对各地的抗议人士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按浙江省当局当时的规定,“八九”民运期间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凡判决以后,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一律送到杭州市郊的临平镇省第四监狱集中关押。

廖亦武

采访缘起

眼下是2006年12月27日晚上8点50分,我在前门附近一家东北餐馆,访谈两位已经出狱的“六四”死缓犯。张茂盛刚完,我换了盘磁带,转向46岁的董盛坤。武文建在旁边咋呼道:“抓得这么紧?让人不敢出大气。”我立即会意道:“歇会儿歇会儿,吃菜吃菜。”武文建叹道:“我们这些暴徒,虽在同一北京城,平常却各奔各的生存,难得相见。今天沾老廖的光,咱哥们儿聚了,就要多贪几杯。”于是大伙儿全站起来,碰了一杯二锅头。武文建又满上,单独敬张和董,还大呼一声:“二位遭罪啦!”小武子先干为净。张茂盛跟着也干了,董盛坤却迟疑道:“我还得骑车呀,我老妈在家里候着。”武文建埋怨道:“今天好日子,你怎么不乘公交车?醉了也不怕。”董盛坤道:“我平时烟酒不沾,也沾不起。你想想,在外面20来块一条的‘都宝’烟,拿到里面就翻5倍,卖100多,没关系还不一定能搞到。可烟瘾一上,人就难受。我不想难受。”张茂盛一团和气地笑道:“酒瘾比烟瘾好些吧。在里面不准喝酒。”武文建道:“他妈的说到底,不是上不上瘾的问题,而是烟酒都得花钱。咱哥们儿穷、背、命硬,不招人喜,不像海内外某些精英,油头粉面、花天酒地,光环还都落他们头顶。”眼见三人的悲情借酒往上爬,我急忙打岔道:“老董不太喝酒,就以茶代酒吧。多吃点饭菜,平常多注意身体。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六四’人,要想有未来,就得寿命长。”

陈子明

接管《经济学周报》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栋先生托郑棣带来口信,让我当天务必抽出时间,去他家商议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于是,我就和郑棣一起赶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战友陈英茨(《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原群工部主任)已经在等候我们。原来,《经济学周报》因卷入债务官司,正面临经营危机。该报的管理层,已向其上级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提出申请,寻找合作伙伴“带资办报”。他们首先找到陈英茨,陈又找到何家栋。何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立刻找我来商议资金筹措和人员调配的可能性。

吴仁华

绪言

我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7月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我本人作为最早投入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经历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整个过程,从1989年4月17日的第一次学生游行示威,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天安门广场。

李劼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一、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的一呼百应。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他的预言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中,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6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地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60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何清涟

“八九民运”至今已逾20周年。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羞耻的是,中国虽然是“六四”事件发生地,但这一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仍然被遮蔽,“六四”死难者至今仍被冠以“暴徒”恶名。钱理群、徐友渔、崔卫平等20多位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举办了一场小型纪念会,这种纪念彰显了他们的勇气与良知。但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有关“六四”事件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的探讨,还未真正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

胡平

在“六四”20周年前夕,赵紫阳录音回忆正式发表,引起强烈反响。5月26日,香港《文汇报》登出中通社署名启霖的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评某些媒体不合时宜的言论》,可视为中共官方对此事的某种回应。

在录音回忆中,赵紫阳说:“‘六四’悲剧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逃出中国外,大部分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 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

王军涛

引言

1989年是人类政治史上戏剧性巨变的一年,这一年与自由民主世界对峙70余年的苏东共产主义阵营突然崩坍。尽管如此,1989年全世界最瞩目的还是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六四”屠杀镇压了持续了50天的爱国民主运动。

“六四”屠杀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前者代表的是共产党专制政治,后者则代表自由民主政治。根据前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专制政体维持政治稳定,保障经济改革,促经济发展;后者则是要求全面改革,促进发展,并且保证各阶层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和机会。

紫电

5月15日,贵阳地区的部分民运人士在河滨公园就“六四”20周年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原拟定由陈西先生主讲“我与六四”,但陈西在到达河滨公园后被警察带走。申有连也在进入公园时遭到警察拦阻,他因坚持前往会场被警察强行扭住手臂,警察下手太狠,将申的手臂扭伤,大块青紫的伤痕令与会人员看后都非常气愤。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有20余人,到场监视的警察人数并不比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少。他们分布在会场各个路口和周围的房屋内,从不同方向对会场和参会人员拍照和摄像。会议因为警察的骚扰而被推迟,于下午3点20分才正式开始。因陈西被带走,会议由申有连主持。

李衡

李衡(以下简称“李”):丁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年2月底,也就是“两会”前,我们看到了“天安门母亲”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题目是《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自1995年以来,您们每年都坚持给“两会”代表写公开信,要求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您们提出了3项要求,概括简要地说就是“真相、赔偿、问责”。我想问的是,这些年来政府对您们的这些要求是否有所回应?他们怎样对待您们的这些要求?再有,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您们的这3项要求?

丁子霖(以下简称“丁”):好的,是这样。从1995年我们27位难属第1次写公开信,到今年2009年的2月底,我们已经是第15次给政府领导人、“两会”代表写公开信了,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包括今年在内。这些信除公开发表外,我们也用挂号信邮寄给了政府和“两会”。今年,我收到了信访局给的挂号信回执。

天安门母亲群体

今年是“六四”惨案20周年。我们作为一群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亲人的中国公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海内外同胞及世界上一切正义、良知之士发表如下公告:

本刊编辑部
今年是中国人权组织成立20周年。适逢其时,《中国人权双周刊》面世。这是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中文网络刊物,由原先的《人与人权》月刊和《华夏电子报》周刊合并而成。 本刊的宗旨,一语以蔽之:为中国的人权进步呐喊。
juicyfr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