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看历史书和历史故事，总会有这样的情节，一些官吏或需为民办事如赈灾，或需遏制豪强如惩贪，遇到阻力特别是皇帝的阻力时，往往会说：“如果激起民变怎么办？”，而这句话往往也能消除阻力，使事情办成。究其根源，是因皇帝可能有开疆辟土，文治武功等目标，但最重要的目标是皇权永固。多数皇帝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特别是那些曾作覆舟之人的开国皇帝。用会激起民变作为办某事的理由，确实能击中皇帝的软肋，说服皇帝作出让步。

当然，这类官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性中朴素的正义感，为民办事，铲除不公，但迫于现实，用公平正义的道理去说服皇帝，并不管用，用皇帝的利益去陈明利害，容易见效。一种是站在皇家的立场上，某事是否要办，不是从公平正义，而是从是否会激起民变的角度去看，如果确实会激起民变，损害皇家的统治，而皇帝并不明了，则痛陈利害。历史上那些以死相谏的“忠臣”，就属这类。两种官吏都会为民做些好事，但目的显然不同。前者是以公平正义为目的，激起民变云云，只是说服皇帝的方法，而后者目的在于维护皇权，公平正义倒在其次，如果某事不会激起民变，或激起的民变不足以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即使符合公平正义，他们也不会去办。显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前种官吏极少，后种官吏甚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治理文化而非是价值文化。治理文化研究推崇的是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秩序，讲究的谁服从谁，而非是一种人权与平等，与价值文化研究推崇的人权理念公平正义相距甚远。治理文化也会发育出某种民本思想，但这种民本思想是基于统治秩序的维持，而非是秩序建立的基础，即秩序在先，正义在后。所以，治理文化发育出的民本思想是有限的，它无法演变为一种正义性秩序建立的基础。因为按照正义在先的原则，对于不合乎正义的秩序是可以摧毁，可以革命的。治理文化发展的巅峰，或者说聪明的治国技能，是在维护统治秩序与民本思想之间取得平衡。封建士大夫所谓的“治国平天下”，讲究的就是这种智慧，这种技能。直到现在，我们有人说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去分析这种贫富差距是否合正义性，怎样清除不合正义性的贫富差距，而是在研究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达到老百姓造反的底线，即是不是会危害到秩序。可见秩序在先正义在后的治理文化，仍深存于现代中国。

 “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种治理文化的典型表现。稳定是秩序，为了秩序，有时也必须实现一些正义，但只是以不激起民变为目标。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是民众刁滑，而是官员思路。现在的官员，解决民众的某些诉求，首先不是从这些诉求是否合正义性出发，而是首先考虑这种诉求是否压得住，压得住不解决，压不住则解决；是否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包括国际影响，造成影响解决，不造成影响不解决；是否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产生连锁反应解决，估计不会产生连锁反应，或认为有能力切断这种连锁反应，则不解决。官员的能力高低，就是表现在对这种“稳定”的预期判断上。官员们的工作策略，舆论应对，强制手段运用的轻重缓急，等等，都反映官员的这种水平。那些能力低下，应对不当，“激起民变”的官员，都会被“稳定”一票否决。而党校所谓的培训和学习，更是这种能力的训练。

但这种能力越高，执政能力越差。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稳定，却掩盖起码是冲淡了执政的根本目的。执政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如果天天考虑稳定，官员脑子里的正义意识日渐淡薄。比如现在政府在处理一些官员的负面行为时，过多的考虑党的威信，或政府形象，或领导面子,处理起来正义的旗帜不鲜明，处处显露出“救火”的思路。我们很少看到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就具体的某一腐败事件，或某一不公正事件发表过指责的文章讲话，并参与公共社会事件的讨论，而只有一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令人很生怀疑，官员常识性的正义之感究竟还有多少？倒是一位退休的副省级官员，用专车带失地农民上访，显露出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形象一下子就超过了那些空喊正义口号的官员。自我定位为“人民公仆”的官员，不需那种维稳的“高超能力”，不需那种“掌控全局”的“运筹帷幄”，用常识，用良心，用朴素的正义感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去推动体制变革，就是能力，也是形象。

 “改革在与革命赛跑”，是不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是。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实行公平正义，革命终将到来。但这句话明显具有规劝当权者的用意，与“忠臣”谏皇帝有某些相同之处。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公平正义，所以改革不是因为不改革就会产生革命，而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明显的就是秩序在先，正义在后的思维。因为所谓的风险，实际上反映的是秩序，包括统治者稳固的地位。即便社会存在不公，只要不会“激起民变”，或激起的“民变”足以用武力压下去，似乎也不用改革。改革建立在不改革就会产生革命，就会关乎丢失政权这样的理念之上，改革怎么可能彻底？我们就会在民意的压力下，改一改，停一停，而缺乏目标和坚定的信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内有一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主要矛盾”的思想，邓小平针对这种思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如果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让它和平演变掉算了”，这句话极具震撼力，反映了一种大气魄。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当然不同，既有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发展以后的问题，而且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那时。当此时刻，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新的讲话和思维：如果不能清除腐败，如果不能保护人权，如果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就让它和平演变掉算了。

——转自作者博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