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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北漂逸闻录:李和平律师(图)

欧阳小戎


李和平律师


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可遏抑将要被卷入洪流之中,未来究竟意味祸端还是革新的契机,殊难预料。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今日中国这样的景象:所有的文化俱与崩溃,自上及下,成亿成亿毫无归属感的个体在世间游荡着不知该归落何方?混吃等死固然也是一种活法,然生在人世,总当有所追求。对大多数人而言,虚荣是如今世道所剩下为数不多可以追求之物,并且,它也是最容易追求到的。

权力阶层已经完全不再指望人民继续拥护自己,人民牛马般劳作,生产出大量廉价商品,一部分满足自身最低级的生存需求,另一部分在国际市场上换回滚滚金元和物资供其挥霍和收买喽罗。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人权成本和环境成本,使中国生产的山寨货在国际市场拥有难以撼动的竞争力。尽管过去六十多年来,共产党政权一直将人民当成其最大亦是最终的假想敌,但在过去,无论人们相信与否,他们至少还要装出一副试图拉拢人民的腔调来。

维权律师这个行当,在过去当权势力仍想要“顾点脸面”的年头,在他们仍试图装出一副中国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文明、法治轨道的样子来蒙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年头,还算不上一个“高危行业”。至少,还算不上是维权界风险最大的一个群体。但如今,那些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洋人的法治”之类的玩意来装点门面,鼓起的腰包让这个政权虚妄地自以为可以到国际舞台去改变一些规则。他们忘记了:当年GDP一度排名世界第一的大清国,完蛋起来时摧枯拉朽;可以摧毁地球好几十次的苏联,垮台时树倒猢狲散。维权律师们,既是贪官们升官发财的绊脚石,还在社会上拥有比异见作家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妨碍着他们的权威,于是,这个群体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高危行业”,并且很有可能是最高风险的行业。

中国的维权律师们,伴随着律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而出现。从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的张思之老先生开始,莫少平、高智晟、浦志强、张星水、滕彪、丁家喜、唐荆陵,乃至今日之王宇、周世锋、隋牧青、谢燕益、王全章、张雪忠等,衮衮诸公,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日益壮大。虽则理念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其基本立场却明确而坚定:当权力阶层和平民产生直接矛盾乃至冲突时,他们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和见识,为平民们效力,坚定地捍卫人权。

从行为方式上,这些维权律师们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专心代理维权案件,尽量少地参与到公众维权活动中;而另一派则更希望深入到公众维权活动中去,利用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专长,帮助到那些正在维权中的人们。在中国大陆,站在人民一边和官场作对,无论你的手段是否符合现行法律,都将成为当权势力的眼中钉。在中国大陆,律师们的执业资格每年都要被审核,对那些给官场“添麻烦”的律师们,惩罚手段从轻到重有好几种:最轻是年审通不过,这意味着至少在明年年审之前,无法执业;再严重者有吊销甚至注销律师资格证,意味着被“开除”出“律师队伍”,永远无法再执业;再进一步不仅对律师本人下手,还将查封整个律师事务所,牵连到全所的律师们,名曰“整顿”;最严重则逮捕律师本人课以刑律。显然,后一个流派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但前者行为稳健,二者正好互为补益。尽管在两个流派之间相互存在着一些偏见,却并无碍于二者之相得益彰。偏见的传播速度和作用力都要远远高过明智而豁达的见解,而多年以来,偏见并未给这个群体带来决定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群体中,不存偏见的人要远远多于偏见者。

在不存偏见者们中,李和平律师系代表性人物,他有时被抛到风口浪尖上引人注目,有时又安静下来默默地工作。几遭浮沉,凡二十年有余而未有懈怠。他并不口若悬河,亦不热衷于辩论,逢人喜笑颜开,习惯性地以赞许的眼光来看待他人。因此擅长体察他人之所长与,在各色不同甚至相悖的行为方式中,发现其各自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他不侃侃而谈,更无争锋好胜之癖,有时竟教人疑心起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辩才和敏锐来。这份疑心很可笑,纯属那些涉世未深的人们对律师这一行当的臆想,认为好律师应该滔滔不绝,讥辩无双,我本人亦曾经如是认为,想来甚是可笑。

穿过一道道立交桥,夜色下的北京城象是另一度空间,一切仿佛由泥堆砌而成,连路灯和树木也散发着水泥的气息。我的兄弟侯文豹,几年前还是个结实精壮的大小伙子,大老远从老家宿州到北京来,我们两个时常一同出入,租住在远离繁华的荒郊野外,混迹于访民和芸芸屌丝大军之中浮沉。某晚,李和平律师开车送我们回去。侯文豹对帝都的一切充满了谦逊的好奇,他仿佛与生俱来地自认为别人优于自己,并因为这些人之优于自己而兴奋、畅快。北京城对他来说是扇敞开的大门,让他见识到无数才俊。那几年正值李和平“风头强劲”的时日,接连打了好几个颇有影响力和难度的维权案子,坐上李和平的车让侯文豹心情舒畅,年前他曾经因为一些法律方面的困难求助于李和平,心中诚惶诚恐,以为这位名扬四方的律师,会对象自己一样的农民子弟视而不见或者敷衍搪塞。出他预料的是,李和平不仅对他的掌故了如指掌,对他所托之事更是热心尽力,不辞辛劳。他一面开车轻声仔细问我们住在哪里?想在哪里下车?我们两人对北京地理都还不甚熟悉,说了半天并没有说出些什么所以然来。“那我干脆把你们送到国贸桥那里去吧!到了那里你们就方便了。不用担心,我很近,稍微绕点路就好。”

几年后,我对北京城地理渐渐熟悉,原来他所说的“稍微绕一点路”,足够绕上半个钟头的。他轻描淡写,又兴味盎然,街灯一根根从窗外跑了过去,忽明忽暗间交错着些轻快惬意。我们问他前几日被不明身份歹徒砸了汽车的事,他轻声答应着,并不愿被这些话题分了开车的心。他从九十年代末涉入维权领域,代理强拆及宗教信仰等官民矛盾案件,开罪权势在所难免,对他嫉恨于心的贪腐势力们,无法从法律层面阻止他,便暗下黑手进行报复。在那些年,维权律师人数并不多,至少远没有今天这么多,鲜有来自民间的光环和认同加身,有的只是不解与排斥。在官民冲突中敢于站出来,坚定地站在老百姓一边,此举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对某种理想——建设一个法治中国之理想——的坚定信念。维权律师和大部分异见人士不同,大部分异见人士反对的是现行的政治制度,少有针对贪腐阶层个人者。而维权律师不仅要面对来自现行政治制度的政治迫害,由于涉足到具体利益中,他们还会成为某个具体贪腐小集团的眼中钉。这些贪腐小集团可能没有能力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对他们发动清剿,然而动用非法手段对挡了他们官运财路的律师进行打击报复,却完全可以做得调动自如。挨“黑整”,是这些律师们的家常便饭,有人戏称:没挨过“黑整”的维权律师,就不是合格的维权律师。虽然只是句说笑话,却深深地折射出维权律师们的艰难处境。

被砸了汽车,算不上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比这更严重的“黑整”他挨过多次,比方说再往前几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警方大规模驱赶维权人士,生怕在那段国际媒体云集的时间里,有什么维权活动发生,会让共产党政权大大地丢脸。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夕,李和平一家遭到警察威胁,要他们搬出北京,他自然不肯。不几日,一群不明身份的大汉将他套上黑头套绑走,毒打一顿后丢弃在北京城郊一个他辨认不出的荒郊野外,电脑、手机等物被砸毁,随身所带各种资料物品被洗劫一空。

类似的事远不止发生在李和平一个人身上,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加入到维权行列中的律师们越来越多,而愈演愈烈,并大有从律师扩散到整个维权界之势。似乎有某种暗示,信仰基督教的维权律师,挨“黑整”的几率要高得多。因为基督信仰鼓励人去宽恕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们,江天勇和李和平,是其中挨黑整的“专业户”,“黑整”有时伪装成不明身份的歹徒,有时明目张胆地亮出警察身份。尽管他们并不忌恨那些下手伤害他们的歹徒,有时甚至公开表示自己宽恕伤害他们的人,但那些人仿佛是要试探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底线,在那些人心中,他人的忠恕之德,不是促进他们自省其疚的明镜,而是纵容他们将恶行变本加厉的迂腐行径。“黑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故伎重演着,却没有将李和平推向乖戾、自卑,没有使他变得激愤易怒。恰恰相反,他愈发地平静淡然,从容不迫,仿佛一位了无牵挂的世外长者。

而我刚认识他时,他却不是这一副淡然的形象,时间大约是零五年,或者更早。那时他一边代理些维权案件,一边试图推进律协的选举。身为律师,自然对律协选举中玩猫腻操控选举的行为非常之敏感,按照章程,律协是律师们的自治组织,它应该负起维护律师们的合法权益,以为律师们服务为要旨。然而在吾国现实中,律协只不过是个权势阶层操控和监视律师们的工具。对章程和律条十分敏感的李和平律师,当时正渴望着通过促成真正的律协选举,使这个组织摆脱被操控玩弄的角色,回到它本应运行的轨道上,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健康促进力量而非其绊脚石。

虚伪的假选举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早已麻木,但当时已年近不惑的李和平,仍义愤难平。他涨红了脸,向我诉说所谓“律协”的种种不堪,在所谓“选举”中,他们被当成猴耍,然后那些“当选人”不仅将这一行业的职业道德象擦屁股纸一般厌恶与轻蔑地丢弃,更恬不知耻地纵容那些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径。他想要强压着伤心,却越发无法压制,象个心爱宝贝被无情毁掉后满心委屈与无助的小男孩。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有些迂腐,在这类事上,懵懂少年也要比他淡定得多。不过在他身上却一股奇妙的感染力,让你随着他一起悲伤与愤怒,尽管你从很早以来便知晓了无数比律协选举更虚假得多得多的罪恶场合。比方说什么人大、政协。你听他微红着眼圈,用完全不带一丝职业腔的语调,讲述在这个国家里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的事时,你会情不自禁被他带走,心绪随着他一同浮沉。

随着“黑整”临头,他心绪似乎越来越平静,每次被“黑整”过后,但见他平静喜悦愈多而激愤忧伤渐褪,不知不觉几年间变得豁达不争。有时我会忍不住赞叹,为他身为律师却平和无争而心生敬意,因为当着很多人的面,还有不少是他的律师同行,他脸微微一红,然后归功于基督耶稣。“以前我也非常喜欢争辩,而且非要分出个高下胜负誓不罢休,后来信了基督,慢慢学会了静下来不争,发现这样比争强好胜愉快得多……”说到一半又顾及到有其他喜好争辩的同行在场,忽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争论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提升的方式,我年轻时候也很好辩,执着地非要辩到自己理屈词穷或者让对方理屈词穷,一场真诚的争论,双方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社会心态慢慢变了。你指出某人的错误,往往会被当成理解成对他本人的攻击,而不是坦诚的交流;你赞成某人的观点,也往往会被理解成随身附合,或者是你和他交情很好。知识被当成人情是非来对待,有点可悲。很多时候,争论双方争的不是观点而是意气,不但不能相互促进还很伤感情,干脆不争的为好。”一边说一边用一丝惴惴不安的眼神偷看在座各位同行们,好象是在向他们抱歉:我不是在说你们!

一代复一代之后,维权律师成为一种荣誉,这既是民间社会的进步,亦是一代一代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律师们努力付出的成果。随着世境变迁,计划经济彻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整个中国社会不知不觉间演化成一个巨大而畸形的市场,先前很多由党组织直接定夺的纠纷,渐渐让位于公检法,各种新旧纠纷随着这个畸形市场的扩张愈演愈烈,海量需求刺激之下,律师顺势成为一个高收入职业,投身这一行业且摸爬滚打多年,若只图个人安逸,则完全可以安享功名和不菲收益。然而维权律师们,却是一群“不识时务”之辈,明明有放着有很多钱和脸面赚,却偏偏要去戳马蜂窝,和官场过不去。人们对维权律师的态度初时是嘲讽和不解甚至敌意,认为他们是脑子有病,要么是串通洋人给政府添麻烦的卖国贼,时日渐久则敬意渐多,是非曲直人心自有分寸,坚持不懈,便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当维权律师们取得的认同越来越多,逐渐取代自由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坚力量的时候,对他们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新帝登位之后,红二代全面夺取中南海的主导权,江山大有重新变红之势。在这个政权内部,那些没有背景,全靠一身钻营功夫向高位爬的所谓“寒门”出身者,成了被拍苍蝇、打老虎的对象。以反腐为名的权斗,规模空前远远超过前两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被遗忘多年的政治运动来。红二代们心目中,江山是他们老子打下来的,因此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那些从底层往上爬的人,充其量只配充当奴才伙计,若与他们争权不仅是可笑的僭越,更将是死路一条。

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体现在共产党政权内部的争斗中,在对待民间力量时,新帝同样心狠手辣,每年大约七、八月间,他都要制造一起征对民间人士的大型全国性政治案件:先是镇压公民同城聚会、然后是镇压声援香港占中、今年则是征对维权律师群体,这三次大型的政治案件每一宗都在短时间内有数百人被抓捕,制造出全国性的恐怖气氛。

李和平律师多年以来以稳健务实的作风深受同行及支持者们赞许,这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免于过早地陷入牢笼,中国的文明与进步,靠的是在监狱之外人们的努力工作,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谨小慎微,勤于用事,想方设法地避免轻易踩上地雷而陷入囹圄之中。他们看起来兢兢业业,并不惊人,因此可以在监狱外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积累了许多务实的成就和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之同时,也给自己积累了很多在秘密警察那里的黑材料。时间一久,这些看似相对低调的人们,实则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他们并不主动地去寻求监狱,甚至想方设法想要避开它,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安逸,更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为了更多地为一个未来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工作,然而这些工作注定要把他们推到他们并不希望的监狱中去,无论他们如何谨慎,在监狱外的时间越久,危险系数也就越高,甚至要比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高亢激昂的人还要高。其身世命运之悲怆,也更加沉重深刻。

李和平律师已经坚持了二十年有余,和我们刚刚相识时相比,日复一日间他已在黑名当上排得相当靠前,尽管他所作所为,并不见得比十几年前更加激烈。秘密警察已经准备好了关于他成山的材料,只等上面风声一动,需要抓人时便对他开刀。当新皇大肆抓捕“添乱”的律师时,他便被抓了去,等待他的是早已罗织好的材料,他将在看守所里平静处之,像早期基督徒那样忍受苦难,并安享上帝赐下的荣光。

——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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