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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大陆政治犯被囚禁生涯纪实调查
——艺术家追魂(刘进兴)(上)(图)

马萧


艺术家追魂(刘进兴)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   访    人:追魂(刘进兴)
受 访 时 间:2015年9月16日

受访人简介:  
追魂:本名刘进兴,1972年出生于湖北大冶,毕业于湖北省美术学院,艺术家,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市民,遭到逮捕,被羁押九个月零两天,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为名获无罪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羁押的个人经历。

追魂:我第一次遭到警察的抓捕还要追溯到2009年,那一次事由是因为举办“宋庄艺术节”。因为艺术所追求的自由创作以及艺术家本身所需要的激情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审查制度发生冲突,我在之后每年几乎都有被抓捕的经历。

2010年,宋庄部分艺术家在潮白河举行了一次自发的艺术活动,相当多的艺术家参与了此次艺术节,因此遭到警察的驱散并抓捕。当时,我是此次艺术节的策划人,具体组织者,因此遭到抓捕,被行政拘留了九天。

2011年,我策划、组织了“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在中国当代艺术馆举行,因为这次行为艺术展涉及到许多抗议和嘲弄现行政治审查制度的相关内容,我遭到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羁押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

2012年,正值当局“十八大”前后,我和另外一位艺术家朋友合作搞了一次行为艺术,举牌抗议劳教制度,遭到逮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羁押了一个月。当时,一同被逮捕的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还有我太太,她当时在现场为我们的活动拍照、发布消息。

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期间,因为声援“占中”的香港市民,我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逮捕,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之名获得释放,这一次羁押时间最长,达到九个月零两天。

马萧:请谈一谈您最近一次被逮捕的经过。

追魂:去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以后,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4年9月2日,一位诗人朋友组织了一次声援香港“占中”运动的诗歌朗诵会,宋庄有很多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诗歌朗诵会,随即,警察就开始抓人,当时抓捕了好几位艺术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把警察抓人的消息向社会公开,为被抓捕的艺术家寻找辩护律师,探望、慰问他们的家属,并且在艺术家中间积极互动,互通新的消息。

在大陆,因为没有言论和创作的自由、没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整个儿都是由警察来实行高压统治,一旦发生这种逮捕行动,在艺术家群体内部,其实大家也都心怀恐惧,说没有一点恐惧感那是假的,因此,大家往往通过相互之间走动,来抱团取暖,共同抵御来自警察的压力。

10月8日,有几位朋友来我家串门,坐了一会,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位朋友家,刚到这位朋友家,还没落座,秘密警察就尾随而至,他们很可能是通过手机定位系统来跟踪我们的行动,这些朋友当即就被警察带走了。

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也是在拖延时间,要求先回家一趟,因为这些警察都是身着便衣,并且没有携带任何法律文书,他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我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一路尾随到我家,我让他们出示法律文书,至少需要传唤证明,要求他们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走。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拿我也没有办法,双方就僵持在那儿,最后,他们不得不从宋庄派出所调来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就这样,将我推推搡搡地带到了宋庄派出所。

我进去时,宋庄派出所热闹非凡,一共抓捕了十多位艺术家,都在派出所的大厅里,轮流等着警察的讯问,讯问过程由预审的警察直接负责,有些艺术家被问完话后就被释放了,最后,有三位艺术家被拘留,我、吕上和李磊。

这是10月8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但直到10月9日晚上10点多,警察才将我们三人送往通州看守所,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4小时,但警察是不会顾及这些法律小节的。

即便是送到看守所,警察一路上都是带着威胁与恐吓,因为我们仨是同时送往通州看守所的,警察就吓唬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人会直接拉到“一看”去。“一看”一般羁押那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嫌疑人,警察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们制造心理压力,不过到最后,我们仨都留在了通州区看守所。在此之前,我已经进出通州看守所多次,所以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心里也有所准备。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审讯的经历。

追魂:整个被羁押期间,我一共被审讯了46次,审讯主要集中在刚被送进看守所的头两个月,前半个月最密集,每天都会被拉出监室提审,上午九点开始,晚上十一点结束,有时,中午会放我回监室吃中饭,有时不让回监室,就在审讯室里饿着。最惨的一次经历还是2012年,就是抗议劳教制度那会儿,审讯到凌晨两三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狱警在凌晨五点突然把我叫醒,拉出去提审。

在审讯过程中,预审的警察污辱、谩骂、恐吓是一种常态,其实警察在审讯开始之前,也向我出示了“在押人权利告之书”之类的法律文书,上面明确被审讯者拥有哪些合法的权利,包括聘请律师、拒绝回答,等等。但这些预审的警察很坏,他们拿着这份法律文书在我眼前一晃,然后就催我马上签字,对于警察来说,既要履行这样一个既定的法定程序,证明他们在审讯之前,被审讯者已经被告知他们的相应权利,来彰显警察办案的文明程度,同时又要防止被审讯者利用这份文书上确定下来的在押人权利来为自己辩解、开脱。

因为我根本看不清楚这份文书上写的什么内容,所以一开始就拒绝签字,他们就抬高声调,不断地催逼,等到我签完字,我都不知道上面具体写的什么,其实即使看清楚了,在押人的真实权利也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

整个审讯过程都是围绕香港“占中”运动展开的,预审的警察明确告之,说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关于香港“占中”的重案组。另外,在审讯过程中,警察做的记录通常会故意对我的回答断章取义,模糊和扭曲一些说法,不按照我的真实意愿来组织文字,歪曲我讲话的原意,他们会按照他们的思路来组织文字和语言,也就是按照有利于定罪的方向上去写。这让我很警惕,和警察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要非常注意的,很可能一个意外的疏忽,就有可能让他们揪住你的把柄,成为定你罪的致命证据,而你在当时还可能认为这是些无关轻重的东西。

因此,我看过审讯笔录之后,就让他们修改,并且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修改,预审的警察就会变得异常的暴躁,但一旦他们拒绝修改,我就跟他们较劲,拒绝签字,这个博弈的心理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只要是他们歪曲真实意愿的地方,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意味着他们是在故意设套,来构陷你的关键之处,每个字都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会不断地给被审讯者制造心理压力,而且狱警也会在一旁帮着不停地催促,因为他们在等着押被审讯者回监室。

实际上,在押人在审讯过程中的实际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比如,在审讯中,警察不让被审讯者撒尿、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这甚至不是因为你不配合他们的审讯而对你进行的惩罚,这是他们虐待在押人的一个工作习惯,就是要故意折腾你,让你自己感觉到低人一等,自惭形秽。

而在这一过程中,警察的粗口几乎是一种常态化的语言,并且都是随口而出的,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有时,他们从对面走过来,冲着我就破口大骂,完全没有心理防备,他们也不会顾及当事人及他们自己的脸面,“狗*”、“垃圾艺术家”、“混蛋”、“一小撮”、“跟政府作对,什么玩意儿!”“想捏死你就捏死你”——诸如此类,我对这些警察的观感,根本谈不上“素质”二字,就是一些打手,一群穿着制服、吃着纳税人俸禄的无赖。

在这个过程中,被审讯者只能用无限忧伤和无奈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触,人格受到极度的伤害和污辱,甚至连最坚强的人都会心生不愿苟活的轻生念头,我在提审的过程中,就冒出过几次想在台阶上撞墙而死的念头,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心里又害怕,担心撞不死,落下个终生残废。

在我所在的监室,有一位在押人,他因为涉嫌强奸被送进来,但他自己感到委屈、冤枉,在监室里,要求申张在押人的基本权利,狱警就骂他,说:“你有狗屁权利,只有刑期的权利。”像这种话会经常性的挂在警察的嘴边,对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在押人。因为这位在押人不停地要求申张权利,狱警就指使监室的牢头虐待这位在押人,他被整得很惨,后来,送到公安医院去治疗。就在那里,他咬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自杀,但最后还是被抢救过来。

像这种有辱人格尊严的做法在牢房里俯拾皆是,整个牢房的生活都是由这样的生活片断一片一片组成的。比如,在提审过程中,在被提出监室门口之后,狱警昂首挺胸,大步流星,而在押人只能沿着过道的一侧溜边走,必须低头,猫腰,双手要握住生殖器,这种场面,就好像警察在溜小狗的形态,人的尊严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还有,“见门要喊报告、谢字不离口”,从监室出来到审讯室,中间一共要经历四道铁门,150米左右,每走到一道铁门,在押人必须喊报告,警察打开铁门,必须喊谢谢。而在这段路途中,只要迎面遇上警察、医生或者看守所其他工作人员,都要规规矩矩停下来,冲他们喊报告,如果警察有任何动作,比如,心情好的时候找你搭句话,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你一句,你都要喊谢谢。这样的场面真的很荒诞。

另外,审讯室被安排了一个专门的楼层,被审讯者送到审讯楼层时,并不一定马上就会接受审讯,比如,审讯室里面还有人在审讯,预审的警察还没有做好准备,有时就为了故意消磨被审讯人的意志,等等。这时,狱警把人带到提审的审讯室房间外,被审讯者就在审讯室门口等着,在押人都穿着囚服,面朝墙壁,头部顶在墙面上,猫着腰站在那里,男人低头猫腰双手抱蛋,女人双手合一,捂着自己的阴部,排在审讯楼层过道每间审讯室门口的门侧,一排一排弯腰躬在那里,等待警察的审讯,周围一片死寂,在未审之先,整个等待过程就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息。

这些东西都是由每个监室的牢头负责教,如果在押人不按照牢头的要求去做,就是违反监规,这在看守所里面是一条重罪。“监所规则”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政府工作人员的指令,服从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所有在押人都必须绝对服从狱警的命令,没有任何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在押人稍微有抵触或不满的情绪,更别谈反抗,回到监室后,狱警就会指使牢头报复你,我很少看到过在押人敢于对抗狱警命令、对狱警有不恭敬行为的现象。

在这九个月的羁押过程中,我一共换过四次监室,其中有一个监室的牢头被管号的狱警撤销了值班员的职位。这个牢头是个惯偷,他和别的牢头一样,也是忠实地服从狱警的命令,但是这一次他却闯祸了,狱警说他没有把工作管理好。起因是,这个牢头指使和纵容手下的打手打一位在押人,他在一旁冷眼旁观,没有出面制止,结果这个人被打得很惨,可能对管号的狱警产生了影响。于是,狱警撤了他的牢头职务,这个牢头心里不服,感到委屈,竟然当面顶撞狱警,说他过河拆桥。

结果狱警将他调到另外一个监室,这个狱警管着三个监室,都是相邻的,这个被撤了职的牢头被安排到了隔壁的监室,狱警吩咐那间监室的牢头,命令他让这个惯偷打扫厕所,不允许牢头让他睡觉,让他通宵值夜班。因为两个监室是相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相对来说,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惩罚。

马萧:请您谈一谈看守所的内部管理制度。

追魂:看守所实行狱警负责制,管号的狱警是每个监室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狱警是不直接进入监室和直接管理在押人的,他们会指定监室里某些在押人来负责每个监室,一般是两个人,现在叫“正值班员”和“副值班员”,至于狱警负责的监室,有的负责一个,有的负责两个,有的负责三个,视人而定。所以,每个监室实际上是由牢头来进行管理的。

牢头要做哪些事情呢?每个监室的牢头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维持在押人的情绪稳定,协助看守所完成整个法律的诉讼程序,防止在押人在里面出现自杀、自残的行为。而在这个大的目标下面,牢头通过不断地训练和洗脑,让在押人进入到一种绝对服从、听从的犬儒化状态,臣服到看守所的压迫制度之下。

首先,新的在押人一进去,都会给新人一个下马威,比如,冲凉水澡,一周不让你和别的在押人说话,其他在押人也不允许和新人搭话,这叫“关机”,而在平时,牢头动辄就会谩骂这些新人。

监室里面的活分成三六九等,擦厕所、擦地板、擦玻璃、整理贮物柜,等等,其中最下等的活是擦厕所,也叫“冲漏”。新人进来之后,首先要干的活就是“冲漏”,新人在“冲漏”时不能有任何抱怨的情绪,不仅不能抱怨,而且还要热爱,在每次“冲漏”之前,新人要大声念一段语录,说“漏在人在,漏亡人亡,我与漏共存亡”。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从人格上羞辱新人,如果新人不听话,不服从,就会遭到殴打。

还有,新人要比那些资格老的在押人多值一些夜班,有时,牢头为了整肃这些新人,让他们值“小夜”,看守所的夜班分为几个班次,每个班次两个小时,所谓的“小夜”,就是要值四个小时的夜班。除了“小夜”,有时还让新人值“花班”,就是先值两个小时的夜班,然后再让新人睡两个小时,再叫醒来再值两个小时的夜班,再睡,也叫“穿插班”,实际上是不让他们有充足睡眠的一种虐待方式。

在看守所,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挺过来的,等到新人融入到这种环境,习惯之后,实际上就进入到那种听从、服从和顺从的牢狱生活状态,在精神上彻底投降了。如果这些新人还有所保留,性格还没有完全被磨平,牢头就会相应地延长这个适应期,直到他彻底顺服为止。

这种牢狱生活是有实际内容的,比如,站着,不能走动;躺着,不能坐着;坐着不能站着。并且,每个动作都有指定的姿势,比如,站,不是笔挺、威武的站立,那是狱警才能享受的权利,在押人必须双手抱蛋,猫着腰躬着;坐,双腿要盘着,两眼平视正前方,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能随意乱动,也叫“打坐”;躺,必须是一个人的鸡巴正对着另外一个人的屁眼,侧躺,因为监室里人多,所以铺板上睡不下,一米七宽的铺板位置要挤七个在押人,塞得严严实实。一个监室三十来平米,一般要羁押二十多个人,十分拥挤。

牢头是有特权的,他不用干具体的活,不用值班,当然,如果狱警指定牢头值班,他也只能服从。总的来说,牢头在监室里有相对的自由,睡觉的位置有一个标准的单人铺位,一米二宽,吃饭时牢头指定下面的人进行分配,因此,他可以多吃多占,但实际上,因为看守所的伙食并不好,多吃多占也捞不到什么东西。据说,国家财政给看守所补助每个在押人六块钱每天的伙食费,这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每位在押人一天只有六块钱的伙食补贴,一顿饭只有两块钱,按照今天的生活和物价水平,根本就满足不了在押人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了,有些狱警就公开地对在押人说:“我们看守所不是让你们来吃饱、吃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牢头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力,他们一般都会变相地盘剥在押人的财物,比如,占用在押人的“号费”,所谓的“号费”,就是一些集体公共物品,需要大家共同出钱购买,比如,厕纸,实际上,这种公共物品支出的费用并不多,因为平时每个人的生活物品都是由自己来购买的,但是,每位在押人每个月却要缴纳一百块钱的“号费”。每个新人进去之后必须存五百块钱,一个月下来,真正花到在押人身上的钱只有一百来块钱左右,购买被褥的费用二百块钱,每个月的“号费”一百块钱,剩下的一百块预存到下一个月。

如果一个监室有二十多位在押人,那么,一个月可供支出的“号费”就有两千多块,除去一些没有钱缴纳“号费”的在押人,少说也会有两千块的“号费”可供牢头支配,而监室里的公共费用开支每个月三百块钱就足够了,这样,剩下来的钱就可以由牢头来自主支配。

还有就是被褥的钱,这也是牢头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每个新人进来之后都要购买被褥,每床被褥两百块钱,牢头扣除这两百块钱之后,并不会真正去购买被褥,而是拿一床旧被褥给他盖上,这些旧的被褥一般都是那些离开的在押人留下来的,不需要花费一分钱,这样,牢头就会把这两百块据为己有,因为监室里每个月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因此,这些被褥钱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至于吃的东西,有萝卜过河,就是水煮萝卜;土豆洗澡,水煮土豆;白菜游泳,水煮白菜。主食是馒头,现在每一周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一次水饺,一次米饭,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0期  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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