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47期）

成田机场日记（9）：网络专家毛向晖的援助

11月11日

我接到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一个小伙子的声音，他询问了我的状况，并建议我立即建一个推特，实时发推。什么是推特？他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在电话里不问他尊姓大名，就马上信任这位“陌生人”。我需要网络技术的支持，需要将我困在机场上无法回国的遭遇迅速而广泛地向世界传播。

我告诉他：机场候车大厅wife的信号，我的电脑无法接收，或许是我居住在出入境检查站办公室边上的缘故，这里无法接收机场内公开的wife信号。我自己没有带外置的无线上网USB设备，也无法连接上通信公司的互联网，所以我无法上网浏览与发文件。目前，我是将电脑里的文件复制到日文手机上，并通过手机发邮件的功能将文章转发给我的朋友，由他们代发上网。

而且，我白天坐在狭隘的入境通道上，要面对上万名川流不停的访日旅客，没有一个用电脑复制文件再转发的操作空间，技术上无法做到及时发布信息。而且，刚来此地尚未站稳，必须克己复礼，不宜过激。我会写文章，但不适应有140个文字限制的推特文体。他答应帮助我，以我的名义注册推特号，由他代发推。

我们商定，我尽量以140字内为文章段落的方式写日记，及时记录当时的情况及感受，每晚十点将日记邮发给他，然后由他将一篇文章分解成一条条发到推特上。其实，他发出什么，怎么发，我全然不知，因为我无法上网。但我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且是一个有先知先觉的网络高手。我们将要创造一个奇闻，过几天全世界都浏览我的推特，唯独我自己没有看到。

我相信互联网的力量。6月7日我被第一次拒绝回国入境起，就一直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推动公民回国行动。护宪维权网、六四天网（注：当时张亭国主持）、维权网、参与网最先给以我回国行动的支持，接着博讯网、大纪元新闻网等其他网站也开始报道我的回国行动。我正在做一件没有人做成的事，很多人不相信，也没有信心，而我一开始只能是孤军奋战。现在，我在成田机场上背水一战，更需要互联网。

注： 11月29日我朋友捎来了无线上网USB设备后，我才看到我的推特，也知道帮助我的网络高手是著名网络推动者毛向晖先生。我仍然请他继续管理我的推特并代发推，直到我回国后第二天，他才把推特的密码告诉我，由我自己开始发推。

成田机场日记（10）：不移动

11月12日

上午，东京入管局成田机场支局负责人铃木先生又一次来到我的坐位，并告知：“你那天（11月8日下午）在这里碰到的那位王先生(指王家瑞），昨天已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日本，他应该会向中国政府方面反映你的情况。那天下午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有二十几人从这里经过。”

我回答：“谢谢告知。我知道，中国政府处理问题需要时间，一下子不可能解决。”

铃木说：“你在这里已经九天，是否可以移动一个地方？”

我回答：“我与全日空(全日本航空公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它承诺再次运送我回国，我马上就可以入境日本。它与这次暴力绑架有关系，—–”

铃木打断我的讲话：“不谈全日空的事，我们与它没有关系。我问你是否可以移动？”

我肯定地回答：“不移动。”

铃木用官方的正式口吻告知：“我们正式要求你移动。”宣布完这个指示，就走了。

日本是一个法治社会，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强制力就不可以实施。铃木先生履行行政职责，向我告知了；我不违反日本法律，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各行其是，谁也不麻烦谁。

据说是这几天原外交部长王毅率团访日。或许是中国政府方面的要求、或许是日本政府方面的讨好，不希望王毅等中国高官亲眼目睹我的回国悲哀。我这个国际访民的形象，已令访日的中国党政高官们感到尴尬。

中国高官喜欢听歌功颂德的是多数，在国内有很多特权，但是在日本其实与我的身份一样，都是中国人、日本的旅客，一同出入日本的出入境口，最多可以享受一个外交通道的礼遇（免填一张入境卡、不按手印）而已。在异国他乡，中国人见面应当格外亲。即使我见到这些中国高官，也不会去拦他们，最多打个招呼而已。保持他们的体面，也等于保持我自己的体面，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居住在成田国际机场第一空港南翼大楼的入境审查大厅，是所有入境日本的各国部长级人物的必经通道，来日访问的政府官员都会看到我的静坐请愿，包括中国政府高官。当然国家元首级人物是乘专机访日，不会碰上我。我在日本国的大门外忍受羞辱与饥饿，是为了唤醒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尊重，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有自由回国回家的权利。

不移动我的座位，这是我的权利。如果中国党政的这些高官不敢面对真实的悲哀，只好改道，开后门进入日本了。中国高官应当亲眼目睹一个中国公民的回国悲哀，触景生情，一个中国人的羞辱也是他们的羞辱。知耻者近乎勇。

（未完待续）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