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江西瑞金县发明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

杀人权力下放到村里，但是要找反革命，流氓之类的罚犯对于一个村来说似乎太复杂了，那干脆抓个赌博的来杀吧，照片中这名叫周才光的倒霉蛋就这样被带上了刑场，罪名是聚众赌博。

1967年夏季，江西武斗愈演愈烈。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二十六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大批枪弹，打死打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酬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江西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份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五人，打伤五十七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仍然冷静以对，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抚州地区，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作“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人民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以后，毛泽东还专门表扬了王玉义。程世清对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特别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五个红卫兵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的人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头头（联络总站）游街，极为恶劣的是，他们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并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五个红卫兵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红卫兵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红卫兵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从8月到10月，短短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五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随着文革进入到了最高潮，程世清紧跟形势，在江西也以“阶级斗争”开路。从8月5日起，，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程世清积极贯彻“中央文革”以“群众专政”的形式“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在江西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实际上，所谓“群众”就是已经在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而这部分人大都是江西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的人。他们自然把“三查”矛头指向了对立面，当然也包括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江西出现了泛杀滥捕的“大屠杀”局面。具不完全统计，“三查”运动才开展两三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五千。以后根据可靠统计，仅兴国县就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人。当时，江西瑞金县发明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直到此时，程世清才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应该讲，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3-10-03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转自中评网，2013-11-0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6期  2014年12月12日—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