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任何一个领域，人类都不得不求助于某些不言而喻的原理或假设作为思考的起点。它们可能超越一切经验，却如此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以至于连普通的人类理性也对此表示赞同(康德语)。在人类社会中，人生而平等就是这样的公理。

　　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一个经验命题，因为经验恰好相反，无论在体貌上，在智力上，还是在家庭地位等等方面，人生来就不平等，但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受理想指引的动物。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追求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无不处在社会关系中，因此人与人的关系状态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正是由于人与人事实上的不平等，人类才把平等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也是不变的追求。人生而不平等是一个事实真理，但人生而平等却是高于事实的理想，是支配事实真理的公认之理，追求平等是人类无法遏制的冲动和社会发展永恒的动力。没有公理，所有是非曲直都无从判断，人们如果把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作为思考和辩论的出发点，真的就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多公众利益的局限性不用多说，事实真理永远都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和局部的适用性。

二

　　政治作为规定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政府作为社会中枢必须受人类公理的指引，是体现人类公理最必要的部分，迄今为止，对这一公理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最最经典的表述仍然是美国《独立宣言》中那段传遍世界的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被治理者的统一而产生的。”

　　每个人的权利主张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公理而来，人人生而平等实质上是指每个人的权利平等。人类公理与政治公理是同一个公理。一个社会的平等状况是衡量其政治进步程度的标准，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根本含义都包含着平等。

　　在现实社会中，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平等的理想，但一个良好社会的运行必定不能过远地偏离平等的轨道。在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形式中，也可能特权横行无忌，特殊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维护不平等的利益格局，但世界总是会用平等原则去判断政府和政治的优劣。政治必须服从于公理。有人把“集中精力办大事”作为优良政府的标准并为权力辩护，等于说以身高或体重评判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在政治上，离开社会公理去谈论所谓特色和模式是故意扰乱是非。一切合理的政治模式和特色体制只能在合符政治公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三

　　国家权力既可能是创造平等、保护正义的最大力量，也可能是破坏平等、获取特权最危险的势力，因为只有政府才合法拥有国家暴力机器，是一个社会中权力最大、最有力量的组织。

　　迄今为止有两种主要的政府组织形式，一种是议会制，一种是官僚制。前者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多中心治理体系，后者则是绝对集权的产物，是单一中心的治理体系。议会制度把议会当作全体国民的合议体，它一方面有国民代表的性质，代表全体国民，一方面也是一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制定法律，组织内阁，或者负立法之责，国家大事须经其决议然后施行。议会制在现代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官僚制度以集权作为其核心目标，官员根据最高权力者的意志行事，科层管理和上级任命下级是官僚制度的两个要件，也是实现绝对集权的两大支柱。官僚制度在现代发展成为极权主义制度。

　　议会制和官僚制，哪一种制度更符合社会公理即平等原则，财富的分配状况是最好的指示器。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以及有权力背景的商人是社会最富有和最有消费能力的阶层，因为官员掌握着财富分配大权，他们在切分蛋糕时总是把最大的那份给自己，即使是以政府的名义掌握的蛋糕即国家财政部分，他们也能转化为私人所有。政府可以随意扩大收入，不但拥有任意征税权，也拥有在税收之外广泛收取费用的权力。议会制政府的收入来源只有征税和举债，它在征税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不随意提高税率，税收增长是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能的结果。

　　英、法在18世纪在处理财政问题上的不同做法和后果，显示了两种制度的区别。最近十分流行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此有过详细对比。英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国王的统治权在1688年之后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英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法国则是一个由官僚实施统治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它的中央集权及其在欧洲相比较而言较大的人口规模，使它称雄欧洲大陆。这两个国家经常相互开战和参与战争，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法国王室为了解决严重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决定增加税收，于是被迫在1789年5月召开早在100多年前就取消了的三级会议。当国王盯上了法国人口数量最大的人群——第三等级——的钱包时，第三等级则盯上了国王的宝座，要求限制王权。第三等级代表于6月17日宣布成立国民议会，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英国政府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财政危机，它不是通过向社会掠夺性的增税、而是依靠无限制的借债来支持战争的开支，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政府债务接近国民收入的200%，对大量的政府债券持有人来说，借钱给政府日后获取了丰厚的投资收益，其结果是英国的私人财富总量不断上升，政府债券推动私人资本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为英国的强大进一步打下了基础。而这段时间，隔岸相望的法国则反反复复地遭受革命的打击，自大革命之后，它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能力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

　　今天，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它们把国家财政的大部分都用于教育和社会福利开支。相比于中国仅仅将GDP的37%左右分配给居民，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一般占GDP总量的50%以上。这些国家把促进社会平等的重点放在教育、公共医疗和公共养老上。教育被认为是普通人提高收入水平和走出贫困的最好方式，公共养老让年长者免于贫困，而获得医疗服务对穷人和老人尤其重要，因此，教育、医疗服务和公共养老成为这些国家公共财政主要支出项目，这些开支一般占各国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从富裕人群看，发达国家依靠劳动获取高工资收入（而不是依靠资本获取高资本收入）的人员，主要是私营部门的经理人，工程师，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律师，医生，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权力在这里不会成为致富的手段，这是与官僚制社会非常显著的区别。民主政府的高级官员获得的高收入同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获得高收入并无不同。

四

　　政府是促进社会平等的主导力量，促进社会平等也是政府的根本义务。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组织形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由官员组成的政府，官员队伍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他们成为国家权力的垄断者，形成一个广泛的和排他性的利益联盟，一致的利益产生一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依靠权力结成的利益联盟与其他任何利益联合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公正性。首先，它不创造财却又要最大限度地占有财富，其成员在劳动之外获得的全部额外收益，无非：一是掠夺社会财富，利用手中分配之权把蛋糕的大部分切到自己锅里，二是掠夺个体财富，把他人财富据为己有。他们对财富无止境的欲望最后变成纯粹的毫无意义的占有，和珅、徐才厚聚敛的无数家财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及其家庭消费的极限，但他们并不会自动收手。其次，官僚集团不与社会发生互动，与人民没有联系，从授权、用权、到权力的监督、权力的更替，都在内部完成，因此极为封闭，民意对其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实质性影响。

　　权力和资本是侵犯平等的两股最大势力。权力有逐利的本性，有自我强化的内在动力，资本也有逐利的本性，也有自动集中的趋势，资本越大其聚集财富的能力也越大。资本的放纵和权力的放纵都是十分有害的，就如权力集团整体放纵和它的最高领导人一人放纵都为害巨大。但资本失控和权力失控还是有显著的差别。资本逐利和集中既推动财富的不平等，同时也是推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为社会创造财富，能让更多的人享受资本扩张带来的收益。权力逐利和集中只会加深社会不平等，权力一旦放任其逐利的本性，对社会就完全失去了积极意义。对社会正义而言，抑制权力总是比抑制资本重要得多。

　　二十世纪始于俄国的共产主义实践给人类最惨痛的教训是，用权力消灭资本不但不能带来平等，而且是极权主义的开始，也是社会苦难的开端。马克思由于只一心关注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只看到资本的剥削，并且极力夸大资本有罪的一面，所谓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竟然完全忽视了权力怪兽既能进行经济剥削又能实施政治压迫的双重危害，它说明，即便是伟大的头脑也是多么容易被自己执著的事业所限制，形成思想上的巨大盲区，这也告诫人们，人类毫无理由的自负可能造成极大危害。姑且不论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理想的乌托邦性质(马克思用空想共产主义代替了它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实现平等理想的任务交给一个阶级而实际上是一个政党，成为其专有之权，也使手段完全背离了目标。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相对的，它们在对立的同时，也是潜在的天然盟友，事实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断言是错误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则是绝对的，除非对统治者实施有效约束，否则它就是被统治者最可怕的压迫者，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伪善的压迫者，因为权力在掠夺财富的过程中要迫使对方就范就必须进行压迫。与权力相比，资本也更仁慈。

　　在权力和资本的关系上，马克思假设资本是权力的绝对支配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仅仅是权力的役卒，为资本服务。事实则是另外一番图景，权力和资本两强相遇，权力始终傲然于上，处在强势地位。资本可以利用权力，收买权力，却不能控制权力。权力可以消灭资本，也可以利用资本。权力消灭资本时，社会的一切自由随即也被消灭，而当权力利用资本、与资本合谋时，社会就彻底腐朽化。

五

　　人类在追求平等的历史中，把控制权力作为他们实现平等的关键之举，控制了权力，控制资本和其他特权势力就是相对容易的事了。政府鼓励工会发挥作用和制定反垄断法，都是控制资本和保护平等的基本手段。保护基于平等的社会正义，第一位的目标是控制权力，而控制权力第一位的目标是确立良好的政府组织方式。有了一个良好的政府组织形式，用法律控制权力才会可能。因此，宪法最核心的内容是以何种方式组织政府和构建政府。

　　说到控制权力，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还有就是法治。三权分立的确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发现，并成为构架现代民主政府基本构架的原则。但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权力分立的重要性仍然只是第二位的，第一位重要的制度安排是选举，法治是前面两项制度的自然结果。

　　我们设想，不，是事实告诉我们，权力的拥有者只要形成了利益结盟，平等和社会正义就不再存在。官僚制度从它一开始设计就是为了永久地维护皇权，官员是国王和皇帝进行国家治理的执行者，官僚和皇权的利益也因此始终被捆绑到一起，它们结成一个与社会对立的、排他的、生死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要阻止社会的管理者形成权力共同体，或者瓦解已经形成的权力共同体，唯一公正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举社会的管理者，也就是洗牌。在纸牌游戏中，洗牌是确保游戏公正的唯一办法，每一局牌结束后必须洗牌开始新的一局，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以4到5年为一局。重新洗牌也是游戏不断进行下去的条件，它使输赢变动不居，但每一次洗牌也都给参与游戏的各方都带来新的期盼和希望，无论是上一局的赢家还是输家。

　　但现在假如，在一场游戏中由于有一手好牌而成为第一局的赢家想成为永远的赢家，于是拒绝洗牌，以第一局的牌继续玩下去，当然，这种奇葩的玩法非常无趣，肯定玩不下去，在现实游戏中也不存在。即使赌场，老千也只能玩阴的，而不会明目张胆地搞鬼。如果人们都知道有老千操纵赌局，就是傻瓜也不会走进去参赌了，那样，老千们也将一无所获。

　　政治游戏到底不比纸牌游戏，也不比赌博，官僚制度就是拒绝洗牌的政治。由于各种原因，或战争、或世袭，或考试成功、或交上好运、或者祖上荫庇、或者花钱买到官位，成为了统治集团的一员，大王小王，常主活主，集于一手，总之，他们组成了一手占绝对优势的好牌，从此他们就决心永远独占这手好牌，永远坐庄，一直玩下去。他们当然觉得坐庄非常好玩，但对其他人来说不止是极其无聊，而是极不公正。没有机会坐庄的人，只有少数可以退出游戏不玩了，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但绝大多都无法选择退出，他们只有守着家中的几个坛坛罐罐，继续在每场必输的牌局上叨陪末座，并按时奉献出赌资。

　　每隔几年通过选举进行一次政治洗牌是议会制度存在的根本，英国在普选以前的很久时间里尽管为投票权设置了财产限制，只有富人才能参加选举，但选举依然发挥了洗牌的作用——由平民院的多数党组阁，至于世袭的贵族院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早退居到了不重要的地位。没有洗牌也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权力分立和法治，一个强大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权力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分权体制，而法律也仅仅是统治的工具。

　　当然，不是说官僚集团就永远不会被洗牌。内部清洗也是一种局部洗牌的方式，一批旧人倒台了，一批新人被任命。对它真正意义的洗牌是改朝换代和革命。暴力洗牌的政治革命总是发生在官僚统治的社会。轮流坐庄的思想在中国自古就有，造反派孙行者就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再强势的庄家也会由于生物时间而退出牌局，虽然牌还是那手好牌，但坐庄的已不是原班人马，新的庄家班子在智力水平、经验、牌技、人员配合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坐庄的人们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造反的机会，并出乎意料地迅速取得了胜利。他们已经隐忍很久，也许有几代人了之久了，人们把庄家赶走，把原来的牌桌掀翻，整个过程可能很暴烈，也可能较平静。

　　社会变动和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洗牌的过程，既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变动和发展，也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不断洗牌，只是洗牌的动力和方式不一样。资本也总处在不断洗牌的过程中，它的动力来自科技变革。由于科技进步，一些老的大资本式微了，新的大资本崛起了，科技进步越快，资本洗牌的速度越快，互联网技术使得在很短时间内就产生了一批实力超大的资本和公司。在思想界，新思想总是战胜和取代旧思想，它似乎取决于人的代际更替，如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一个新科学的真理并不是考说服它的对手而取胜，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死了，新的一代熟悉它的人成长起来了。”有人也试图用生命的代际更替来说明政治进步的图式，却不免让人觉得嫁接技术实在太差。新一代当家的和老一代当家的一样把山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政治改变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六

　　在一个组织优良的政府中，选举是政府产生的方式，是第一位的因素，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从根本地上消除了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的土壤，它也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权力分散与制衡，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政府的组织构架，是第二位的因素，它防止国家全部权力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中。以权力对抗权力，把对权力的监督落实到日常管理中，使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形成方对人民的联盟。法治是把平等落实到具体事件上的方法，也是政府在按照民主原则组织之后的结果。在取消了人的最高权威时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同时，只有政府的权力也处于法律之下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才会在法律之下。

七

　　一人一票实现了所有人在一个重要方面的政治权利上的绝对平等，也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洗牌的唯一途径，这是民主进程的巨大成果。但在一般情况下，平等就和其他很多重要的价值一样不可以绝对化，过于强调平等会损害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过于强调自由选择也会损害平等。比如，企业必须要有用工自由权，但同时又要对它的这种自由加以约束。一种重要的价值往往与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发生冲突，因此人们通常都需要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加以权衡，避免顾此失彼，

　　在决策过程中，当两种或多种重要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是去完全化解它们的矛盾，而是缓解它们的矛盾。不能为了一种重要的价值而牺牲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平等和效率的矛盾永远也无法化解，以“大锅饭”的方式取得的平等只能造成同等的贫困，由此造成另一对矛盾——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也难有皆大欢喜的解决之道。有的人在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中也许看到了马克思《资本论》所描绘的关于资本和劳动的阴暗前景，即无法克服劳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前者处理的问题与后者一样，即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但它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马克思运用社会学科一般采用的方法，先确立研究主题，然后建立若干概念和假设，如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创造价值等等，然后推理，论证，进行思辨，最后得出结论。他在《资本论》里的结论早在成书以前就有了，他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来证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而皮凯蒂则不是从概念前提出发进行推断，而是全部依靠数据说话，而且使用历史长期数据，范围涉及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作者用历史数据表明，资本的收益率常态性地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收入不平等状况并不是想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是总体上保持着一贯的贫富差距，今天，财富依然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不过，与马克思的勾勒的完全黑暗的劳资图景比较起来，皮凯蒂的图景只能算是灰暗，因为在发达国家社会普遍的福利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没有马克思头脑中所假想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图画，这种假想的图画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造成的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劳资不平等现象时，估计现在不再会有严肃的研究者和政治家像马克思那样设想非常简单、粗糙、极端的处理方法了。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劳资不平等的方法。

　　但是，在一些领域存在无法克服的不平等，完全不是说平等可以退居次要的目标。我们否定“大锅饭”式的平等，是因为它降低了所有人的幸福和收入水平，是一种损害所有人利益包括对穷人利益的平等，因而它有害无益。只有当一种平等对所有人的利益都产生不利时，它才是可以放弃的。

　　对政治和公共政策而言，平等始终都是第一位的目标，即使难以实现充分平等，但也绝不能偏离平等原则。有些方面的平等已经可以十分充分实现，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有些方面的平等虽然不能充分实现，但也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平等，比如治者与被治者的地位很难做到无差别的平等，但通过选举授权的方式，尽可能地实现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平等。

　　正是因为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所以人类永远不会获得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也因为人类总是在努力接近平等的目标，所以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总会不断改善。社会和政治平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走向未来的指南。

——转自黄卧云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2014-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