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民間暗喻為「康師傅」的周永康一案，終於揭鍋出灶。人們額手稱慶之餘，關注著該案的下一步進展，思考周案產生的根源以及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本文想就周案產生的時代和制度背景作分析，希望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周案的歷史意含。

　　周案是中國模式的必然產物

　　從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周永康現象是與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密不可分的。某種意義上講，周案是這種模式的一種必然產物。這幾年被一些官方御用文人和西方政客極力吹噓的「中國模式」，事實上其不同的形態在歷史上早已出現。只是因中國龐大的體積、制度的特性、發展的階段，國際和時代條件等因素，這種模式在中國的具體展開似乎顯示出一種非同以往的效果，但其本質不外乎是一種威權主義的發展路線。

　　這種模式經濟方面的問題這些年已有人討論，而近兩年的經濟狀況、下行壓力，讓問題尤顯突出；由於剝奪公民基本權益、壓低人工成本，藉以維繫世界工廠的地位，社會分配嚴重不均，國內市場長期發育不足，結構失衡，在國際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嚴重地影響到經濟增長。以投資和外貿為主、盲目擴張發展的經濟無以為繼，面臨嚴峻的調整壓力。官方也不得不承認接受這事實，試圖推出新的措施扭轉這一局面。但鑒於經濟領域相關配套的措施不夠，尤其是社會和政治治理模式的調整步履蹣跚、嚴重滯後。迄今，經濟領域的努力並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而環境破壞造成的惡果則舉世共知，整個民族不僅現在且將來還會繼續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道德社會方面造成的問題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有效維護公民權益和社會正義機制的缺失。上層靠縱容官僚集團的巧取豪奪，維繫執政集團的內部凝聚力。同時，權貴集團動用體制性的暴力來維穩，打壓公民合法爭取和維護權利的運動。一種大規模結構性的腐敗和暴力維穩機制相伴而生，互為因果，成為這種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特徵。

　　國家機器家族化和幫派化

　　周永康主持政法系統的十來年時間，恰是這種模式惡性發展的頂峰時期。由於主政者胡錦濤軟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此對江派大將周永康踐踏法律的胡作非為給與認可和默許；而周又反過來挾其江派和政法系統的能量，以維護黨利益和國家穩定的名義，鎮壓公民維權運動，同時在各個系統安插自己幫派，瘋狂攫取個人私利，進行利益輸送，成為維繫這種模式的看家護院的打手。這種模式需要周這類人，而周這類人在這種毫無約束的權力體制結構下也必然會濫用權力，荒淫腐敗。這從一個側面向人們展示著這種模式惡劣的本質。這種暴力加腐敗導致一些寡頭尾大不掉，公器私用，國家機器家族化和幫派化的現象，在威權國家歷史上屢見不鮮，在我們國家到處可以看到大小周永康這類人的影子。

　　因此，此次周的垮台和案件的曝光，無論是出於權力內部鬥爭的需要還是主政者試圖借此一新政治，都可能給「中國模式」再次帶來衝擊。無論官方如何宣稱「道路、制度、理論自信」，也不管其將怎樣借此聲稱黨的偉大，事實上，正像當年林彪外逃案後官方拼命為毛的「先見之明」所做的辯護最終徒勞一樣，周案都引發人們對中國二十來年奉行的模式作進一步的批判反省，只是不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人們反思的視角將更深廣，擴展到政治和國家治理領域。一個主掌國家公檢法、維繫社會正義的最高層領導人竟如此荒淫無恥醜惡，且多年得不到起碼的監督和約束，如此貪婪不擇手段地掠奪社會和他人的財富，那經濟增長到底還有何意義？這樣的社會是否是中國的未來？中國該以什麼樣的制度來避免類似的人物再攫取中國的國家權力、保證社會的基本公正？這些，顯然都將進入人們思考的範圍。

　　經濟增長積累的合法性迅速耗盡

　　就執政集團來講，如果以為僅靠反腐，拿下幾個周永康式的人物就能平抑人們的不滿，天下太平，那就是太低估了公民主體意識日漸覺醒的國人。在不斷付出代價之後，越來越多的國人希望得到的是上述這些問題根本性的答案，如果執政黨不能盡快回答，不能借此機會從根本上調整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文明建設導向，所有過去這些年靠經濟增長積累下的一些政治合法性資源將迅速消耗殆盡。執政集團也可能在因各種綜合因素引發的新的國家重大危機中被民眾的不滿席捲而去，這是許多威權發展國家都經歷過的事情。為中國人的福祉，為民族的未來，亞太的和平，甚至為執政集團一些人的利益計，希望中國能避免走到這條路上。但歷史不會永遠給人機會，按傳統的方式打虎，清除周這類人的事情不會這樣不停地重復上演；更新體制、再創新模式的可能也不會永遠出現。這或許是在周案公開之際人們尤其是主政者該想到的。

——转自动向，2014年8月号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