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当天做的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对于权力仍然大于法律、“法治”进程缓慢的中国来说，似乎显得尤为重要。但人们担心，这些政治术语会再次成为摆在桌子上的“花瓶”。

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

回顾 23 年来的中国国内局势并将其与前苏联及周边国家相比，中共领导层确实达到了一个大目标，那就是防止了政权的丧失——即政治革命的发生。与此同时，他们却日益面对着另外一种局势——大面积的政治溃败(politicaldecay)的发生。这是他们越来越焦虑的大问题，也是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状。

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把政治體制改革單獨成章，這是十三大以來首次，表示政改已開了綠燈，可以往前走了，至於下一步怎麼走，就是習近平的事了。政改關鍵是民主選舉，但先搞黨內民主是偽命題。說中國特殊，社會承受不了直選，這種觀點就像說孩子游泳，你把他們趕到海裏，不管了，死了好幾個，你說孩子不該游泳，全世界的孩子都在游泳，就中國的孩子不能游泳。這不是笑話嗎？

新政治观之“新”，可有多个维度。今人习惯于向前看，前外看。这是完全必要而重要的。笔者补充一个维度，也许有点奇怪的维度：文化回归。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时代之新政治，必伴随中国文化之重建；理想的未来中国之新政制，当为中国文明之新政制。

北京——中国新领导层即将接掌军队之时，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条针对军队腐败的批评开始流传，其中警告说，贪污和大范围的滥用权力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跟美国一样大。

六四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三十年的重复和放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六四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

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