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

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不管是渐进还是激进，两个方向必须同时进行：限权、问责。通过问责增加人民的福利，通过限权增加人民的自由，或者说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不实现宪政民主，这个国家就一日不得安宁。无论以什么借口，谁反对宪政民主，谁就在损害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中国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归根结底在于国民要做有尊严的人。要让国民有尊严，必须从宪法上保障他们的权利，

以“维稳”替代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中国的真问题就是党治还是法治问题。中国当前应该有的目标是告别党治走向法治。在人类社会中缺乏主流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规则只靠强力去维持的体制是不可能太长久的。

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信访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建立在压力体制之上的信访责任追究制。因此，不对目前的集权主义政治进行改革的话，信访制度的困境就不能的克服。

在中国，教育一直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开启上升之门的钥匙。但是，正如金钱和权力是商场成交和官场晋升的润滑剂一样，中国的学业竞赛也越来越受到操纵，偏向于富人和关系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