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转自新世纪网，2012-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