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和稳定的旗帜下，市井流氓、泼皮无赖顺利加盟体制，体制也成功地消弥流氓群体引发的社会隐患于无形。所以，“严打”已经成为很遥远的故事，而体制化的流氓摇身一变，已经成为维稳的主要力量，流氓成性招灾惹祸的中国城管绝对是一种不祥的灾星，他们极有可能点燃中国这个火药桶，到那时，中国城管这根最后一根稻草改变的将不止是中国的街头，而是整个中国。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到底哥哥在狱中受过多少酷刑？至今是个谜。除去说得出口的酷刑，更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下流酷刑，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微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哥哥留下赠友人诗：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二十年过去了，恐怕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两种功能上都做得很好了。现在，既缺少公共知识分子，也缺少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从长远来看，更稀缺的是后者。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有罗素与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家，集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之极致于一身。在中国，我们有梁启超、胡适这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领袖，但还没有产生过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

民众在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前，需要他们去战胜恐惧。但战胜恐惧不是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因为战胜恐惧依然还存在恐惧。革命政权由于不是消除恐惧，而是像王朝一样把秩序建立在恐惧之上，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转向一个公民免于了恐惧的社会。

治理国家有正道，这个正道就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可以视为宪政大厦的四块基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及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治理，这四大制度基础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要指望中国走出尾随西方政治哲学的被动处境，依赖于国家的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群体的沉潜反思。如果中国政治哲学界能够重新塑造其精神状态、知识建构、学术规则和评价方式，至少可以为独创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哲学出台，奠立内在基础。

考诸国朝党史，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唯见诈力征伐，暴虐贪鄙，群以利合，奸伪并起。以习公之庸行，岂有例外哉。天下倾危，已非一日，中国势当求变，亦必有文明之变。令天下多男儿，则其变也速，其代价亦低。若安于顺民之位，习于引领寄望，于天下不义之事，重足而立，闭口不言，只待新主携新政以治天下，必身为天下笑。悲夫！

早已荣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无法满足本国母亲对奶粉的安全需求，实属盛世荒诞之事。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是中国的悲剧，是无数中国政治闹剧叠加演化的结果。连一罐小小的婴儿奶粉都无法让本国的母亲们放心，北京的“大国崛起”之梦还能成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