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要处理的贯穿始终、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恐惧，贫穷，伤害，灾难，暴力，失去工作，都能引起人们的恐惧。对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恐惧，就要养儿防老，现代社会是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对疾病的恐惧，使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对暴力的恐惧，使国家建立制度保护公民自由。失去权力，在一些社会并不会构成恐惧，但在另一些社会，它却是一种最大的恐惧，因为权力在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和常人难以想象的不正当利益。摆脱各种恐惧，是一个国家要着力解决的重大制度性问题。

当人们预感到社会即将有一场大的变动时，就会普遍出现焦虑，不安，恐惧的情绪。它既出于所有动物都有的本能，有如大地震来临之前动物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焦躁和惊慌，也出于人类特有的对不利后果的考量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一方面，人们对变化充满期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又对变化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恐惧感。期待和恐惧交织在一起。患得患失是人性中固有的特性。

对现实的恐惧一点也不比对未来的恐惧少。经济不景气，找工作是大部分年轻人走向社会最初要遭遇的严重挫折，失业的恐惧使他们更加追求一份安定的工作，进公务员队伍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就业门路。国家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老年社会的到来和20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畸化，这些都使中年人为老无所养感到恐惧。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在经济整体下滑才刚刚开始就已走投无路。大众对环境污染的恐惧，对食品安全的恐惧，无时不有。言论审查，任意逮捕和关押，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等等，都引起人们的恐惧。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全。

还有，对革命的恐惧。权力主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现有的用人体制既淘汰华盛顿，也淘汰希特勒，因为这两类人都会威胁到稳定，这决定体制内很难出现改革的力量。中国当下实际上存在两套权力运行体系，一套是公开的看得见的权力体系，一套是非公开的隐形的权力体系，后者的最大作用就是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就是保证今后继续沿袭以前的制度和治理思路。这样虽然有利于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但社会矛盾会积累得更深、更多、更尖锐。

穷人与富人，官员和平民，战士与将领，贤与不肖，在面对恐惧时，很少有实质性的差别。

二

恐惧是建立某种秩序的内在动力。在动物世界里，大型的猎食者往往通过集体行动来捕杀猎物和捍卫领地，如狮子和狼，暴力是它们免于恐惧和自我保存的唯一方式。恐惧推动人类社会的产生。原始社会的人们可以通过家庭和交易完成劳动合作，但当遇到外来部落入侵时单个家庭就无法抵御，恐惧使大家团结在一起，于是组织起有效作战的军事单位，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争。消除了入侵的威胁或者征服了别的领地后，军事头领就变成社会首领，军队就是他现成的维持内部秩序的政治工具，依靠家人、亲戚、朋友建立自己的管理团队。对外的征服变成对内的征服，对于被统治者，同外来征服者的战争结束了，同内部征服者的战争开始了。少数人利用恐惧建立统治秩序，多数人屈服于恐惧，然后战胜恐惧，最后建立制度消除恐惧，就是一部自古至今漫长的政治发展史。

这样就有了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一类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保持暴力和伤害能力让民众产生恐惧，是维持统治的基石，这也是动物世界里所赖以维系的那种秩序，因此这类社会被称为丛林社会。一类是共同体成员免于恐惧的社会秩序，即人与人之间不得相互施加恐惧，建立这种共同体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它摆脱了丛林法则，是文明社会。

马基雅维里当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利用人类的恐惧心理能产生强大统治功效的人，但他无疑是最赤裸裸地大胆表达要实行恐怖统治的人。他建议，英 明的君主要善于使用野兽的方法，残忍，使用暴力，敢于作恶，背信弃义，但又要努力避免招惹仇恨，因为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他们心怀不满和憎恨，君主就永远没有安全。他在《君主论》这部小册子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征服者为了防止报复，与其轻微的侵害对手，让其有报复的能力，不如给予最沉重的侵害乃至彻底消灭，使他们再也无力进行报复。

霍布斯也从人类固有的恐惧心理出发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但他的政治目标是消除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和恐惧，他开出的方子是，通过契约建立公共权力——国家，大家把个人权利统一交给它，然后所有人接受共同的生活准则，和平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每个人得以保存自己。他提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它能消除臣民的恐惧，如果君主不能合格地履行自己保卫国内和平和人民财产安全的职责，其合法性也就消失，就应该由新的统治者代替。

马基雅维里文字版本的恐怖主义政治在法国大革命和世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中有了现实的版本。法国国民公会面对奥地利普鲁士的反法联盟和革命被推翻的危险，从开始的对政治对手的审判和处决，变成对国内所有“反革命”和“自由的敌人”的镇压。反革命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革命的敌人。整个革命期间有约5万人被处决。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把恐怖统治推到了极至。十月革命刚刚成功，苏俄就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执行列宁“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指示，以巩固新成立的红色政权，随着紧接而来的剧烈动荡的国内形势和白卫军的全面进攻，红色恐怖也达到了顶峰，到1922年，这架残忍的绞肉机消灭了数十万到数百万平民。斯大林进一步发扬和光大列宁的恐怖政策，他号召“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人民公敌、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 1937至1938年号称苏联的大恐怖时期，130万人被判刑，68万多人被枪决。他还对党政军及中央和地方干部进行全面清洗，中央委员的64%和苏共17大代表的56%被消灭。

中国历史上，在经过长期战争和动荡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都会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复兴经济，薄赋轻徭，保养民力，以尽快稳定局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像历代王朝政府那样停止杀戮，而是效仿苏联，开始了向残余反革命——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开战。“反革命”的标准含糊不清，对反革命的认定极为随意，被镇压的人包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还有辛亥革命的元勋，抗日将领，三年内战时期众多投诚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像兄弟党加老大哥那样，中共也给各地下达杀人指标。在1950年到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70万到100万人被杀。

斯大林的大屠杀是在政权和他本人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只能理解为一个具有反人类本性的恶魔对人类的报复，其他如法国大革命、列宁和中国的革命恐怖可以理解为是对恐惧作出的反应，但用彻底消灭一切可疑的人保卫所谓自由、社会主义祖国和自身的安全，已经走上了滥杀无辜的嗜血和邪恶之路。为了自由却消灭自由，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却把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人间地狱，为了不使想象中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却先让千百万人头落地。作为自然人，一个人企图对另一个人施加暴力和恐惧，由于双方力量的大致平衡将会阻止他采取行动，一般也不会把事情做绝，但是，当有组织的暴力加之于个人时，那种力量对比上的平衡状态不存在了，对绝对弱势的个人实施暴力和恐吓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而不用担心受害者的报复。但是，安全从来不是绝对的，施暴者也并不总是能使对方彻底丧失报复能力。恐怖革命使所有人都没有安全保障。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被他亲手启动的革命恐怖机器所吞噬，断头台成为他的最后归宿。信奉“法律不能代替恐怖”的列宁在1918年遭到一次致命的暗杀，在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惧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三

纳粹德国覆灭，苏联失败，红色高棉垮台，当代世界尤其是受害国家的人民对冷血嗜杀的革命和对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进行了深刻反省，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人类生命和共同人性的高度重视，所有对它的辩护、遮掩、回避，都显得暧昧，其动机都值得怀疑。中国民间一直没有停止对文革、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思。前不久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死亡，再次引起中国知识界对红色高棉屠杀人民罪行的强烈关注。这些自觉的反思活动，有助于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也有助于中国形成不断增强的懂得克制、尊重普世价值的稳健力量。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维持做人的尊严的绝对前提是消除不可抗拒的迫害和由此引起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高估自己应对迫害和恐惧的能力。历史记载的慷慨赴死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亲眼所见，但我们通过视频和图片见证了以勇敢、强硬著称“革命领袖”萨达姆和卡扎菲在死亡面前的万分恐惧。当斯大林把他的无情之剑挥向军队最高层时，“元帅们的阴谋”被制造出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一批在捍卫权力的内战中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高级将领被逮捕和秘密审讯。他们都知道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意味着什么。为了活命，这些战场上的勇士或哀求宽恕，或痛哭流涕，互相揭发，乱咬别人。种种失态之状，将他们身上往日所具有的那种威严一扫而光。他们的结局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已经决定，他们揭发同事的积极表现不但救不了自己，而且导致了更多无辜的军官被处决。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求助于适当的掩饰来成全自己人性的光辉。正因为恐惧源于我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才需要像婴孩那样很好地加以保护，不使它成为野蛮暴力的牺牲品。用暴力和恐吓考验人性，迫使人暴露出本质中最脆弱的部分，这是反人性的和反人类的。勇敢并不是完全克服了恐惧，而仅仅是在面对恐惧时表现出适度的理智和尊严，甚至是在极度绝望时的最后一搏。最后的绝望常常使人能战胜一切恐惧，铤而走险，表现出常人所不具有的极大勇气。我们不时地见识了这种勇敢。单个公民在绝对优势的集体暴力面前完全不计后果，把尖刀刺向城管，冲进警察大楼行刺，在政府大楼实施爆炸，与指挥强制拆迁的官员同归于尽。文革中不堪凌辱、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人们，不少选择死亡结束生命。但这是用死亡战胜恐惧，由于死亡不是人类的追求，这种战胜恐惧的方式不能为自己和人类展现希望。

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一些人早就注意到了政府对人民的巨大侵害能力，他们明智地认识到，对于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个过于软弱的政府和一个过于强大的政府都是有害的。200多年前，一批美国人开始了新的政治实验，他们在英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政府形式，成功地把政府权力规定在既足以对付外来威胁又不能威胁本国人民的范围内，其基本方法现已众所周知，一是剥夺政府自我授权的合法性，使人民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二是把政府权力一分为三，任何一部分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必将受到其他部分的抵制。它们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地区组织政府的主流原则。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对人类犯下的罪行，鉴于有的政府对本国人民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暴行，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后，成为自由内涵的新概念为世界所普遍接受。联合国1948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宣言》，申明各国公民拥有的不受国家、集团和个人侵犯的广泛人权。随后，联合国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世界人权事业的迅速发展，已使一国的人权状况不再仅仅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任何政府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无权对本国人民施暴，无权剥夺本国人民的自由。如果一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迫害震撼了人类良知，国际社会有权使用战争手段进行干预，更有责任给予其严厉谴责，制裁，以及采取各种方式向压迫者施加压力。

四

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转向一个公民免于了恐惧的社会，它既不会是台湾和缅甸模式，也不会走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路，台湾和缅甸顺利推进改革是由于当局自动放权，利比亚内战与卡扎菲这样靠暴力起家的疯狂的冒险家分不开，叙利亚统治者则决心为权力而死，他不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权力上，而且把家人的性命也押在了权力上。

中国更不会重复共产革命的老路。激进共产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从俄国输入中国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并没有多少市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欧美的政治思想和政府模式，或其他比较温和的政治思想，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只有很有限的发展。即使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也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而不是投奔共产主义，并很快与打江山的老革命发生了思想冲突。共产主义最后在中国获胜，不是主义的获胜，而是军事的获胜，它的胜利具有很大的历史的偶然性。只要把那些引进的革命词句剥离出去，除了它的外国背景，中国革命就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武装夺权没有什么区别，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完全是军事动员和自身生存所需的策略：在一个狭小且物质匮乏的空间范围内要维持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除了掘地三尺式的反复地分配土地也别无良策。新政权的建立以及此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与民众是否接受、是否选择无关，他们仅仅是接受或被迫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中国在经历过激进的革命之后，不但人民在内心里早已抛弃了它，就连执政党也在实践中早已抛弃了它。

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线，自由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最高理解：人类的尊严要求他们不是任意支配的对象，要求他们免于人类自身施加的恐惧。中国古代的孟子理解的人是何等大气、独立——万物皆备于我，又具有何等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们一直是鼓舞中国人自我修炼、养浩然之气来达到自持自尊的至理箴言。当一个人超越了贫穷与富裕的缧绁、摆脱了权势与名利的左右，战胜了暴力的威胁，他就自信而强大，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大丈夫。一个人产生了自由和自主的意识，就会对各种形式的人身和精神控制形成强大的阻击力。

依靠个人修炼达到孟子所说的精神境界的人，即便在整个中国文明史阶段也不多见。但孟子的理想人格在两千多年后却成为普通人的人格，它不是个人修炼的结果，而是制度保障的结果：不是要安贫乐道，而是提升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是要鄙视权贵和金钱，而是保障大众的权利；不是要个人勇于面对暴力，而是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良好的国家救济和全民享有高标准的福利使民众免于贫困的恐惧，免于失业的恐惧。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消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人民免于权势和资本的恐惧。司法独立使每一个公民除了屈服于法律，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

民众在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前，需要他们去战胜恐惧。但战胜恐惧不是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因为战胜恐惧依然还存在恐惧。消除恐惧，让所有人免于恐惧，让所有人的人性展现最光辉的一面，社会才会展现最光辉的一面。革命政权由于不是消除恐惧，而是像王朝一样把秩序建立在恐惧之上，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通过发动“革命群众”打击另一部分反革命群众，给了很多底层的人们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但只要这种空洞的胜利带来的新鲜感过了保鲜期，革命的热情过去，他们就会感到厌倦，革命也就完成了祛魅，社会治理也回到常态，回到传统的官僚制度中。革命群众已经退场，革命群众和阶级敌人的对立也已经退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回到现实生活。

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画卷又真实地再现出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古老的治国理政格言又成为今天的政治指南；“官逼民反”，传统的历史叙事成了当代的现实。官与民经常性的利益冲突使当局的“得民心”工程几乎变得徒有虚名。维稳的最后阶段，是依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取得某种力量的平衡，也就是相互恐惧造成的平衡，被统治者慑于统治者的武力，而统治者也对被统治者的联合心存畏惧。恐惧一方面使人互相戒惧，分离，一方面也使人互相靠拢，寻求妥协和共同安全。在平衡没有打破时，社会就暂时保持着稳定状态。

但一旦进入变革时代，事态的发展就变得难以预测，博弈各方所有人的恐惧将增加到最大程度，具有同样恐惧的人为了安全会在关键时刻迅速地、自觉地联合起来，这是他们战胜恐惧的重要方式，这时，人民的意志和数量优势就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清朝在被推翻的最后几年里，各种反清力量完成了最后的联合，不但革命的各个派别已联合起来，革命者和立宪派、改良派也联合了起来。1991年，苏联高层领导人发动8.19政变，企图利用军队夺走人民业已获得的自由。对重新回到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共同恐惧，莫斯科广大市民一致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拦截军车，而所有参与行动的基层军官也一致拒绝执行命令。人民的联合使政变者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一场震惊世界的政变刚刚开始就已经失败。

由于相互恐惧而导致的妥协和平常常出现在国与国之间，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冲撞将因为相互恐惧而始终保持克制。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各自拥有毁灭对方的庞大核武库而采取接触政策，并达成削减各自的核武器条约，维持了世界的恐怖和平。由于恐惧而导致力量较弱的一方放弃抵抗，则在国内政治中更为常见，要么是又一次“闹事”或“骚乱”被平息，要么是骚乱成功地改写权力格局，2011年的革命中，中东多个国家的政治强人有的逃走放弃权力，有的就地交出权力。对于民众来说，十次骚乱失败九次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一次胜利就达到了目的，而对于当局来说，即使成功地镇压了十次骚乱，但如果第十一次失败了，前面十次成功也没有意义。

如何处理面对的恐惧，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核心是怎样消除权力带来的恐惧，同时也消除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