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共有十九万人死于核爆炸，一百万人死于核辐射。中国军队不光在新疆试验核武器，也试验生化武器。并于1980年的一次生化武器事故中，导致无数人的死亡。当年，整个南疆被封锁，车辆 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人们只知道有传染病流行，不知道是那种病。

趙紫陽時代的政治改革，最終的指向是這個黨天下，即趙紫陽的全部努力無非是要馴服他的黨，把無限權力的統治黨，改造成有限權力的執政黨。通過黨的這種現代轉型，進而推動整個中國的轉型，讓黨獲得新的生命和合法性，實現軟著陸。趙紫陽主導的黨主立憲，也就不能不以實質上的軍事政變收場，以慘烈的殺戮收場，血色悲劇令人傷感。

习近平肩负着红二代难以承受的沉重使命上位，一时竟动弹不得。纠改革的偏，既得利益碰不得；纠专制的偏，又怕触发民众革命。习总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或尝浅辙止。为什么？被王岐山、托克维尔悖论和革命的幽灵吓着了。革命，不是你怕就能躲得过去的。专制，也不是你对老百姓不犯浑就能永远维持下去的。

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有多少资源还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的竞争，除了传统意义的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另一种资源的竞争：知识资源。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

日本 近代化的改革远不是一蹴而就，其成功是内外合力的际会，是改革与保守的拉锯，是妥协与抗争的选择，也是血与火的洗礼，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从攘夷到全面学习西方的转变。这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维新志士们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智慧、远见、胸怀、责任感与耐心。

让每个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中国梦。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对每个公民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要求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改革还没有被包括到所谓的中国梦里。

中国宣传系统“漏舟效应”根源于体制危机，舆论失控只是中国政治体制制度性失败的表现罢了。当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另一部分人意识到“面包契约”难以为继而不再充当“合谋”者， “舆论引导”这门极权政治的化妆术，便不可避免进入日暮途穷之境。

中国启蒙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启蒙的大门口徘徊。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以后无路可走。今天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梦醒以后不是无路可走，梦醒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年以前更具有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悲鸣和呐喊，而是历史的必然。

钱学森欠道歉——钱氏当年“科学”地论证了毛泽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随风倒的郭沫若，形成所谓“郭沫若现象”，政治上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人格良心则彻底虚无化；而马寅初和梁漱溟则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坚持真理，不向权势低头，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