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当局滥抓滥捕，大批异议人士被失踪之际，温家宝总理又讲话了。

在4月14日于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上，温家宝对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说，政府的决策要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贤路当广不当狭，言路当开不当塞”。政府要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温家宝还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承担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话讲得都不错，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讲，听上去让人感到很不对劲，怪不得引起不少人的讽刺。可是回过头想，温家宝哪壶不开拎哪壶，何尝不是一种表达异议的方式呢？正因为温家宝在上层势单力薄，无力阻止当局倒行逆施，所以才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异议。假如你有顾虑，不敢直抒己见，你不妨接着、顺着温家宝的话讲，也大声疾呼讲真话，开言路，即便是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借古讽今、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东道西，都可以，都比噤口不言强。

中东北非革命不但掀翻了独裁者们的一张张宝座，还让其本人及家族多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化为泡影。一向被各类贪渎者视为财富保险箱的瑞士银行接连宣布冻结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的财产，英美政府也相继宣布同样的冻结令，并宣布准备将这些独裁者的财产交还给其所在国的人民。

这些独裁者都自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其人民所拥戴，还有的干脆声称他们是人民最大的恩主。比如蒙博托曾在集会时对群众说：“是我造就了你们”；穆巴拉克临到下台还宣称“我爱我的国家”。卡扎菲的脸皮更厚，面临人民殊死的起义反抗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的人民热爱我”。但正是这些自称是人民恩主的独裁者最喜欢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藏匿于外国，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其中的卡扎菲据说是藏钱高手，深谙“狡兔三窟”之道，西方国家到处都有他的藏金窟。

为什么自称赐予人民幸福的独裁者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安全？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将钱藏匿于“好朋友”比如中国的国家银行里，却将他们痛恨的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自己的财富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裂缝，变得不再安全？

由于近期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接连发生人民革命，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再被提及，又由于2月20日以来所出现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促使关心中国民主化前途者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类似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当局是否再次下令军队出动？中国军队是否再次奉命镇压？笔者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经历者，为了写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又曾搜集研究了大量有关资料，谨结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与当今中国的现实，解答这个问题。

一、专制独裁国家都有一个政治强人，或称之为独裁者，最后的决策出自于这个政治强人。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持续了50多天。政治强人邓小平拍板决策，调动逾20万军队组成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3月20日是海外网站宣布“第五轮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见中国当局对茉莉花那种高度的体制性过度防卫。这种反应让人深深感受到弥漫于中南海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北京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深深担忧。官方对这种真幻参半的威胁之过度防卫，让人联想起243年以前那起发生于清乾隆中叶的“叫魂”事件。两次事件中，涉及民众的情况全然不同，但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防卫动机、防卫特质却惊人地相似。

首先，两事件均发生于“盛世”，一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大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温领导下的盛世；二是官方对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方式惊人地相似，“叫魂”事件被乾隆视为事涉国家安全，认为在人与神灵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基础都构成威胁，涉及谋反；如今这“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眼中也事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当局认定他们与“茉莉花事件”有关）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眼下如火如荼的新一波民主化运动，网络上称为“茉莉花革命”，其实是新一波的和平演变，是“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的延续，意在让非民主国家转型为接轨普世价值的民主国家。2011年开始，中东、北非，自由与民主的呼声一片连一片，专制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下来，这把火烧得很旺，从2月20日起，一直影响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只是到了中国，这“火”只能在网络上发旺，由墙外到墙内，从推特到微博，因为现实中一党统治的非民主政府对此进行了严加防范、控制，一些著名异议人士冉云飞、朱虞夫、滕彪、野渡、陈卫、古川等先后被拘押，更多敏感人士被警告、跟踪、软禁和被旅游。对于街头中心广场人多场所，警方更不容民众聚集和围观，街头行动得不到任何空间，甚至“茉莉花”也成为“敏感”词，为专制政府所不容。

不久前，在埃及开罗广场的民众正当性抗争运动中，尽管埃及军方内部存在分歧，但最终却展示出守卫国家使命的军队立场与灵活的政治技巧。2月1日，在穆巴拉克宣布改组政府后，军方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致伟大的埃及人民，你们的武装力量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利，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4日，国防部长侯赛因•坦塔维和其他军队高级将领在天亮后巡视了解放广场，再次显示军方的不干预立场。最终，穆巴拉克下台了。

随之，“茉莉花香”不仅在中东地区扩散，而且飞向北京。自互联网2月20日、2月27日两次出现中国“茉莉花革命”呼吁后，官方警力周日紧急出现在数个大城市。为应对这一事件，中移动、联通曾封杀了含有“茉莉花”字样的短信，并关闭群发功能。与此同时，国内有上百名敏感人士被监控、软禁，事件中有多人被捕。据博讯消息透露，军队也在20日接紧急通知，命令所有人员全天不得上网，不得打手机，不得出门。

亦真亦幻的中国2•20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政府的维稳与民间的维权均已走到尽头。对于政府来说，高压维稳只是最糟糕的一种延续其统治的方式而且难以为继；对于民间来说，局限于保护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不仅未能如预想的那样为维权者换来活动空间，反而一古脑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而加以拘押迫害，成为权利被严重剥夺的高危人群。在此情况下，再坚持认为维权能够为中国民主化道路开辟一条道路，只能说是有意对现实视而不见。

一、苏东和突尼斯的和平演进，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22年前的1989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点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死亡之火。20年前苏联瓦解了，虽有强大的华沙条约作为军力后盾，但阻止不住东欧各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统治者惊呼这是“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西化”、“分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进步的“和平演进”。20年后的突尼斯、埃及又在北非重演了新的“和平演进”的历史大剧。回顾过去苏东巨变，观察今天北非正在深入进行的巨变，都没有证实毛泽东的预言资本主义复辟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情景。其中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承认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基本原则，军队国家化，不镇压人民，不参与党派之争、不干预政治。但愿北非等国能仿照突尼斯和苏东式的和平演进，而不重复中国“六四“的悲剧。

二、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不同角色

历史的机遇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六四”在北京，“八一九”在莫斯科，我耳闻目睹了中、苏军队在面对群众和平示威时迴然不同的态度：开枪和不开枪。

最近有好几篇文章将埃及革命与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比，这些比较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两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六四运动纯粹出于自发，而埃及革命则是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准备的。如果不比较这一点，也许就会遗漏了总结埃及革命的最重要经验。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回避总结这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因为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宣传用语中，任何组织活动都被严重污名化，运动背后的组织者被诬称为“黑手”，组织化行动则被称之为“阴谋”。

我觉得国内学者应该考虑引进研究社会运动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中国急需之学。

一、埃及革命的推手浮出水面

对埃及革命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者是谁，最开始莫衷一是。埃及革命运动伊始，西方一些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报道都将重点放在规模、口号及广场狂欢上，对于组织者是谁并不清楚——最开始，西方媒体报道说是20余个主要成员为80后青年的组织；继而是BBC记者所作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再后来，一些中东专家根据他们对埃及的长期观察经验认为，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才有能力组织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