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国大陆9天内发生4座桥梁垮塌和1座桥梁倾斜事件：7月11日，江苏盐城通榆河桥坍塌；12日，武汉黄陂一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并向两边倾斜；14日，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15日，杭州钱江三桥引桥坍塌；19日，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发生坍塌。

这些腐败导致的豆腐渣工程终于在7月23日来了总爆发，7月23日也注定成为2011年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原福建省第八届政协委员、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头号嫌疑人赖昌星结束了12年的流亡生涯，被加拿大当局遣返回中国大陆。谁会想到，这一万众瞩目、未来可能对中共十八大大政局造成冲击的特大新闻，当天就被和谐号死亡列车的灾难所淹没。铁道部声称的“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成为“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惨剧”！

在中国，时速200公里或以上，并使用“CRH和谐号”的列车称为“动车组”（俗称高铁）。7月23日20时50分，温州发生伤亡数百的动车追尾特大事故！血的事实再次验证了中国当局在安全问题上是何等地草菅人命！《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吕明合在博客上透露：“已经可以确定，铁道部隐瞒了死者数字。”

7•23甬温铁路交通事故之后，我终于决定将中国两位相距约一百年的“铁路之父”毕生功业及人格略作比较。这两位人物，一位是生活于晚清民初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另一位是曾被冠上“中国高铁之父”美誉的刘志军——其部属张曙光也曾被媒体戴上此桂冠，后因与其长官刘志军撞车，媒体遂将其改称为“中国高铁第一人”。

尽管詹、刘在人品学问上冰炭不同炉，但因两人位置在两朝均列“工部机要”，领导建造了中国两个时代的交通动脉，又都被同时代人誉为“铁路之父”，因此具有了可比性。人是时代的产物，是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沉淀，这种大人物更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制度文化相辅相成。比较他们谋国谋身的不同，至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在制度文化上是比前人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由此造成的对詹天佑先生不敬，在此先行告罪。

胡锦涛在刚刚结束的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可谓“唱支山歌给民听”。同一天，隔岸的香港，却发起了近20万人的大抗议，呐喊摇旗，抨击中共侵犯人权，为党庆献“礼”。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海外版刻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朋友遍天下？》的献礼文章，然而皇城脚下朋友未见几个，倒是迎来全国各地众多冤民的云集。

上访方式新纪录

当今，“唱红中国”大背景下，社会恶性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上访浪潮遍地开花。中共建党90周年大庆当天，毛泽东故乡湖南就发生了6名上访农民抛撒传单后集体仰药自杀的标志性事件，但相关消息却在大陆被严密封杀。如此恶性事件发生在胡锦涛“唱支山歌给民听”的党庆同时，验证了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已经令无数的冤民走向绝路。最近，江西抚州民众钱明奇，因不满拆迁问题上访10年都未解决，终于在市内多个政府机关引爆连环炸弹向党控诉，开创了中国特色“自杀式袭击者”抗议新模式，刷新了大陆众多上访方式的新纪录。

一、茅老批毛惹火烧身

茅于轼先生年逾八旬，是广闻博学、见深识远的智慧长者，也是宽仁厚德、悲天悯人的谦谦君子。但近些年来，从无私敌的茅先生常常引发“公愤”，因为他直言无忌触怒了一些庸人、蠢人，也得罪了不少坏人、小人。面对责难，茅先生胸怀坦荡，见善则迁，但他绝不会迫于压力发违心之言，或为了私利曲意逢迎。他以孔子“巧言令色鲜以仁”的教训为戒，声称宁愿挨骂也不以虚言妄语讨好舆论，不以花言巧语取悦大众。

今年4月26日，茅先生又“闯祸”了。他把一篇一年前写就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的文章放到了国内网站上，此文大大激怒了毛派信徒，“乌有之乡”网站群情激愤，大兴问罪之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先生、毛岸英遗孀刘思齐女士（已改嫁，并已更名刘松林）等人更甚，领衔签署《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以下简称“公诉书”）文告，对茅先生猛烈攻击，并称已将“公诉书”递交到北京市政法部门。随后，“乌有之乡”网站又陆续组成了冠名以“湖南人民”、“重庆人民”、“河南人民”等三十多个“人民公诉团”，来势汹汹，好不热闹。

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0周年。

共产党在根本没经过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大肆挥霍纳税人的钱，大张旗鼓地给自己庆贺生日，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都21世纪了，中国竟然还有这等景观！

庆贺活动包括推出一部大片《建党伟业》。讽刺的是，很多观众却从这部影片中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当然，这未必是因为影片的编导存心在那里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而是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和昨天的共产党正好构成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好比两头都是刃的一柄剑，握哪头都割手。一头叫革命，一头叫改革。中共成立90年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叫革命，一件叫改革。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事实正是如此）；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自5月下旬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从内蒙古这类少数民族聚居区直至经济发达地区广东均有发生。从内蒙古的环境维权到工人讨要欠薪，诉求纷繁复杂，有的完全是与参与者本身利益无关的泄愤型事件，如广东增城的群体性事件；还有的则纯属“向社会复仇”，但追根溯源，基本缘起于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及压迫。

黑暗专制的孪生兄弟：暴政与“暴民”

与去年发生的多起“屠童案”这类无定向报复性暴力案件相比，今年这些复仇——“向社会复仇”——的案件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针对政府，比如江西抚州市钱明奇连环爆炸案、利川千人包围检察院抗议被双规反贪局长离奇死亡案、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派出所被炸案、河南郑州公安局大爆炸案、天津男子向政府大楼投掷炸弹案。二是那些向社会报复者不再向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诉求，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行事。政府消灭这些“暴民”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不清除“暴民”产生的土壤——暴政，这类“暴民”将源源不断产生。

纪念“六四”，最好讨论当下的茉莉花革命，因为茉莉花革命的意义直指如何理解“六四”的教训以及中国未来民主化的路径图。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仅让当局感到头疼并痛下杀手加以镇压，而且在民间运动内部也引发激烈的争辩：一些人指责运动犯了策略错误，导致民间运动好不容易积累10多年的团队和空间遭致摧毁性打击；另一些人批评运动的推动者躲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煽动别人上街、坐牢、被酷刑虐待。这些批评意见从建立政治参与者的素质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还不是评判一场革命参与者素质的最重要的原则。笔者认为，在讨论茉莉花革命中最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是反对将街头革命作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

在中美双方都明白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场面壮大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列出的会谈成果颇丰：双方在战略轨道上达成48项具体结果，在经济轨道上则列出经济合作全面框架的20项共识。仔细算下来，这次对话共达成了除人权、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之外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合作意向。

中美双方的赢利帐单

从结果来看，中国才是此次战略会谈的真正赢家，抛开人权这个马拉松长跑项目不计，美国最想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没有进展。在开局谈判以前，曾被《纽约时报》5月7日社论“跟中国交涉”列为美国可以用来约束中国的两项“法宝”——放宽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允许更多的中国资本来美投资，这次美方都已经用上了，再加上一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得到的回报是中方承诺美国可以进一步参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这让2005年曾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在股市上狠赚了一笔的金融财团高兴不已。

尽管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让乐观者不免浮想联翩的事情，比如《人民日报》4月28日的社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等，但中国人权的现实及其前景却根本不容乐观。最近的美中人权对话毫无实质性进展就是例证。

这次人权对话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两点，一是这次对话恰好发生于中国人权状态严重恶化之际，这就注定了这次对话注定是“鸡同鸭讲”，双方各唱各的调；二是美方使用的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比如国务卿希拉里点名批评中国人权状态恶化，国务院报告中使用了“黑狱”等词。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中美人权对话，与其说是美国希望中国人权状态改善并取得进展，还不如说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借此回应过去所有的批评，表示本届政府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不像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态度暧昧不明。

如果要说西方社会通过这次对话有些收获的话，那就是它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因为中国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北京对人权的基本解读仍然是为13亿人口改善生活条件，对言论、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决不放松。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任何批评与建议，在中国眼中都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因此，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已经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