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12名热血青年（毛泽东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会议）于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现已发展成为拥有8027万党员的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共作为无可忽视的巨大存在，过去、现在都对中国乃至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至于其影响的正与负，天下人有目共睹。

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心理优势和殉道精神，使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异常坚韧：领导、路线、方针尽可改变，走了弯路错路也不要紧，只要党不改变为穷人打天下这一基本目标，就听从党的指挥革命到底。历经国共合作、清党、起义失败、围剿、长征、抗日、内战的中共，如同传说中的不死鸟，居然真的在大陆推翻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于1949年建立了政权。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从头到尾都在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因女奴被国王阿伽门农夺走，怒火满胸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特洛伊人乘机猛攻希腊联军，“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限的苦难”。阿喀琉斯的愤怒表明，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即已深入人心，阿伽门农贵为国王和希腊联军主帅，悍然侵夺阿喀琉斯的私有财产，成为招灾惹祸的根源。《圣经》第十诫命强调的也是财产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荷马史诗和基督教一起构成了欧美文明的骨骼和血脉。由加税引发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都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具有“阿喀琉斯的愤怒”之深厚传统的欧罗巴徘徊，不过是左派政党、工会、福利制度的兴起和利用税收控制贫富差距，绝不可能爆发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土改等共产革命。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满足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绝对真理和救世主义的追求；又从俄国输入到中国。1899年3月，中文刊物首次出现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大同学*今世景象》，《万国公报》第121期），用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比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的理想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弥赛亚意识、大同世界、缺乏保护私人财产的传统，与消灭私有制、开创黄金世界的共产革命一拍即合。以霹雳手段铲除私有制经济，导致比贫富差距更可怕的恶果：人间失格，失去了做人所必备的保障私有财产的条件和资格，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坠入红色奴隶的悲惨境地；在建设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要么助纣为虐、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要么成为暴力机器的牺牲品或充当冷漠的看客，没有第三条道路。

财产权构成人格独立、宪政民主的物质基础，倘若经济权利被扼住咽喉，求生都要仰人鼻息，谈何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雄辩地论证了瓦解自由市场制度的同时，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人们自以为通过共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找到了天堂之门，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极权得以建立的根源。

尤其可悲的是，共产主义的梦想被土改、阶级斗争、公有制、反右、大迫害、大饥荒、文革、“苏东波”毁灭之后，中共走向另一个极端，堕入自私自利、毫无理想追求的功利主义深渊：拒绝施行触动权贵利益的政改，用毁灭环境和公正的经济增长换取执政资源，尽量延续党国寿命。

2011年的孔子塑像、红歌回潮和广州大敦暴动等三大事件凸显中共的执政危机。

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担心启蒙再次引发民主浪潮的中国当局在文化上开始向后看，希望用以前被踩在脚下的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今年年初，在中国最敏感的心脏地带天安门广场树立高达九点五米、寓意九五之尊的孔子塑像，但在“五四”前夕，如同出现时一样诡异，孔子塑像又不动声色地“消失”了。

天安门广场上演的这一幕丑剧、闹剧，表明当局在价值观上进退失据、尴尬万分。试图用传统文化取代新闻自由、民主选举、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文明，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共从一个为全世界穷人打天下的理想集团，到“苏东波”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未经民选、不具执政合法性，为挽救道德人心，继续和谐稳定地腐败下去，又祭出了一个“打左灯向右拐”的法宝：全国山河一片红（歌）。

搞笑的是，重庆唱红推选的几十首红歌曲目居然没有全球最经典最红的红歌《国际歌》：“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样的歌词显然太不和谐，中共权贵听多了这样的战歌，会不会做噩梦？大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士共同歌唱无神论者的红歌，堪称世界之奇，是给中共自我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响亮耳光！

用郭沫若的诗句来形容，这正是：三江四海迎盛世，五禽六畜喜心窝。鸡鸭结伴跳红舞，猪狗比赛唱红歌。

就在6月10日重庆的14支红歌队唱响北京、辐射全国之际，广州大敦村上万名不堪暴政的四川籍民工用暴动向中共建党90周年献上大礼，轰动全国。就本质而言，广州大敦暴动与陈胜吴广起义、黄花岗起义、汉源暴动、大竹暴动、瓮安暴动、陇南暴动、石首暴动并无不同，无非是官逼民反。公检法机关的公信力呈现负数，及社会累积的不满达到饱和，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点燃人们心中的怒火。

由于现行政权缺乏合法性资源，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将中央政权绑架在自己胡作非为的战车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中央为了获得地方政府的忠诚，不得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容忍它们的倒行逆施。

小小一个大敦村的治安队，胆敢雁过拔毛、巧立名目，要求进出大敦的机动车办理村牌，对只求糊口的摊贩非骂即打，这是和谐盛世，还是“喝血”盛世？没有选票的民众，对权力的愤怒和恐惧长久淤积在内心深处，一旦有了天怒人怨、法不责众的机会，以暴抗暴就成了发泄不满的渠道和获得正义与真相的唯一手段。

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中共权贵也应施行政治改革，用选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把权力关进牢笼。否则，一旦末日的审判到来，大陆的大小齐奥塞斯库，难逃民众的冲天怒火。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77年的北京之春、1989年的学潮和眼下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在在说明：人类从未停止追求自由、捍卫人权的脚步，中国的未来是、也只能是宪政民主的自由中国。中共是像国民党一样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一样冥顽不化、自取灭亡？一个建党90年的老大党，有着无数可资借鉴的惨痛教训，何去何从，人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