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四川异议人士刘贤斌因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期间在海外网站发表异见文章，再次被遂宁地方公安当局逮捕。今年3月25日，刘贤斌又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刘贤斌在被监禁长达9个月后，突然被重判，折射出北京当局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危机心理和坚持把“维稳”置于首位的高压政策。

重判刘贤斌引抗议

这一典型的以言治罪、违宪滥权判决，令海内外各界人士感到震惊，并引发国际文明社会的一致谴责。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在众议院表示，刘贤斌案说明“中国根本就无视法律和人权”。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亚太地区负责人巴伯尔说，“只因写文章就被判处10年监禁，这是一个可怕的惩罚，是对正义的嘲弄。刘贤斌没有犯任何罪。”“人权观察”中国分部的霍姆表示，对刘贤斌的严厉处罚清楚地表明，针对举行“茉莉花抗议”活动，中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封住独立组织和人士的声音。“记者无疆界”组织对中国当局重判刘贤斌感到“震惊”。此外，还有多个流亡海外的华人组织，也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在纽约、香港等地，一些人权团体进行了街头抗议。

作为“八九”学运中的一员，刘贤斌先后四次入狱，总计被判刑期长达25年，他和他的家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代价。针对四川地方当局对刘贤斌先生的迫害，大陆多个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香港和美国等地华人也组建了相应的关注团体。不仅如此，海内外异见人士还开展起接力绝食活动，以表达对迫害刘贤斌先生的抗议！

新一轮“严打”的政治背景

重判刘贤斌，是国内新一轮“严打”异见人士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的发生，是由当前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决定的。

2010年12月17日， 由突尼斯街头小贩遭到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激起公民非暴力抗争，并由此演化成一场“茉莉花革命”。这场“茉莉花革命”，不仅在突尼斯、埃及和平改变了政权，而且也在拥有王室的约旦、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也门、突尼西亚的近邻阿尔及利亚、一党独大的叙利亚、海湾的阿曼及远在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蔓延。

2011年的春天，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茉莉花微笑”散步的呼吁，北京、上海等地的“茉莉花微笑”活动已延续多个星期，以散步的形式零星进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组织者。当局担心维稳形势失控，视“茉莉花微笑”散步为洪水猛兽，特别是“两会”期间，可谓谈“花”色变。官方每逢周末，不仅调动大批警察加强保安，还调动大批市民上街“维稳”。

当此之时，当局对异见、维权人士开始了新一轮“严打”，这符合吴邦国最新发出的“五个不搞”的政治逻辑。早前，公安部《关于“六种人”监控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曾在网上曝光，各地公安部门下达指令，要加强对重点人的控制工作，严格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制，明确具体工作措施和责任。他们要求充分发挥内线侦察等秘密手段，同时运用公开管理方式，公秘结合，适时掌控其活动情况，及时制止所谓非法串联、煽动、聚会活动。

由此可见，当局用于控制所谓“不安定分子”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时强化。特别是对一些活跃的“敏感分子”，当局先把他们定罪、关起来，出狱以后，怕他们继续产生影响，再非法对他们监控、软禁，隔绝其与外界联系，甚至重复判刑。刘贤斌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社会管理的“危机意识”警报

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交接班引发的权力之争暗潮汹涌，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而无心改革。当此之际，2011年2月19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场，胡锦涛到会，面对中东“茉莉花香”，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

2011年2月20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接着，《瞭望》杂志就刊发了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的专访。这位维稳要员，一语道破了当政者所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玄机，他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由此可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幕后推手，应该就是中南海的“危机意识”。而当局重判刘贤斌，绽露的正是掩藏在“和谐社会”口号下的执政危机。

“中国特色”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继2月19日网传的茉莉花集会呼吁至今，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打压异见、维权人士，软禁、传唤、失踪、拘留、逮捕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警方纷纷传唤、软禁、绑架、“旅游”异见、维权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各地人士有上百人，其中，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莫建刚、兰靖远（无法与亲属联系核实）、谈兰英、张建男、孙德胜、杨秋雨、李海等近20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

在如此短时间里，官方大规模地对异见、维权人士进行严厉打压，这充分证明中国人权正在大步倒退。刘贤斌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0年，再次验证了这个国家极不正常，异见、维权人士被定罪成政治敌人，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和谐社会”要容纳“异议人士”

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维权人士，仅是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最多也不过是诉诸舆论或法律推动维权。然而，执政当局始终不肯放弃敌对思维，制造“政治敌人”。其实，在普世价值观看来，现代社会容许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表达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

现代政治伦理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前提的；政府的决策，一定要经得起不断地被反对声音异议。社会始终有对立、有制衡力量的存在，才能保持平衡，才能有公平与正义。在“公民同意”诞生权力合法性的新文明时代，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让人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才能真正和谐，执政危机才能从根源上化解。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表达“不同政见”，以承担“永不鼓掌”的角色。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就根本没有“和谐社会”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如何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其实就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和谐的试金石。

当下，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流失，社会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今又有中东革命效应的外部冲击。然而，中国的当政者们不是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合法性来源与执政方式，而是期望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借重判刘贤斌案，向社会发出绝不允许异议力量存在的反向信号。如此一来，背离社会生长机理的“和谐社会”，注定会走向官方期待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