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危机在于中国式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对党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在现代法治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前朝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如果剧变后的政治共同体既想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原则，又要保证社会稳定下重建机制的形成，同时还要张扬良性社会的文明尺度，就不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工作既有社会需求也有现实意义。

古往今来，多少政体多少王朝都是这个样子。都知道要改弦易辙，都知道老路走不下去。然而改革谈何容易，真正能重春还阳的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所以大多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小规模的局部手术。足以续命，只是苟存而已。

中国现在的政治形势有类于前苏联晚期。勃列日涅夫的不思进取的“维稳”政策耗尽了苏联共产党的威望，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事实上已是天怒人怨。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一旦发生经济下滑，中国政府将比戈尔巴乔夫面临更大的困难。为了预防政治的崩盘，执政者应该对社会的呼声有所回应，而违宪审查制度，乃是近年来呼声最高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生活中胆小如鼠，在书中胆大包天”，这是莫言颇为诚实的自画像。在谎言支撑的中国，一个双重人格的莫言无疑是不完美的，甚至令很多正直的人感到无法接受。无法接受的不是他的“胆大包天”，而是他的“胆小如鼠”。当莫言走出他的“故事”时，他就如同童话中那位新装的皇帝，如此真实而又平庸，甚至无知而又丑恶。

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可持续，是中国的抗争政治或称中国的社会运动应该具备的五大要素。南周事件正是在第一点即大规模的环节上实现了突破。中国社会的成长，还处在量的增长中，没到质变的拐点。但只要不发生1989年那样的历史悲剧，量的增长就不可逆转，最终会导致质的变化，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是社会条件的准备，是力量的积蓄。

不把权力关进笼子，每个人就无法摆脱被羞辱和被奴役的命运。不是人们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就是权力把人们关进暴力的笼子。解铃还得系铃人，可以囚禁权力的只有权力创造者。如果没有司法独立和法治，不将国家权力还给14亿中国人，每个人仍然只能做权力和暴力的囚徒，包括权力者群体在内，这就是中国的“囚徒困境”。 

东德的国安——斯塔西——的告密网络远比纳粹时期严密，东德成年人约有2%同斯塔西有某种关系，那些乐意告发邻居的人形成的网络得到很大的发展，东德内务部花4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完善体系。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经典作家笔下的国家机器。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长，那么即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