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发现，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制度中的不良遗传基因的杂合和变异。

对极权国家来说，任何个体都不存在“人”的意义，而只是一只可以工作的工具，因此只有身体才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在国家利益体系中，作为身体的人最大的和唯一的“权利”就是“活着”，而“活着”是为了工作——为国家所用；如果他不能工作，那么他连身体本身都失去存在的价值。

今年(2009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钱锺书，字默存，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沉默方能生存。这让人想到先辈胡适先生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鸣与默之间，也许正是两代知识分子风骨的差别所在。钱锺书这种特有的处世之道，是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使然所致，正如另一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自己诗文中所体味出的那句名言：“最是文人不自由”！

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无论是"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出者，还是后来加以发挥者，都没有将一国"第一夫人"的气质、容貌纳入一国"软实力"加以考量的。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连战当面向习近平提出：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领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是兄弟，共同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本着对等原则，希望共产党到台湾办电视台、报纸，同时台湾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也能到大陆办电视台、报纸，实现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大陆同胞的支持。并提出可否让国民党先在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建立支部，并参与五年之后的地方政府竞选。

中国的政治转型以什么方式进行，对实际主导中国政治格局的“红二代”是一个严峻考验。经过30年来的积累，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已经拥有巨大资源，无可匹敌，惟政治合法性始终难以建立，不仅在民间，即使在党内，均无好的口碑和信用。这是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主动改变一党制，或许是历史遗留给“红二代”的最后机会，他们的功名、荣誉、利益和自我救赎，都在这里。

信访制度的重大缺陷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信访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建立在压力体制之上的信访责任追究制。因此，不对目前的集权主义政治进行改革的话，信访制度的困境就不能的克服。确保司法独立以树立司法救济的权威应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信访改革也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