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若没有刮骨疗毒式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告官”。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民告官”制度，是体制性腐败癌细胞扩散的剋星。若中国的执政党至今还无此认识及尽快采取对策，“亡党失政”并非遥不可及。

“政治不会对最高法院产生影响。在描述一个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难复杂、备受关注的大案时，‘政治化’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意识形态’更不合适。法官之间的分歧，还是用方法论的差异或司法理念的不同来描述更好一些。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

在许志永博士受审之日，78名教授、律师和媒体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建议书，要求撤销违宪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建议书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具体规定，指出1989年10月31日公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与宪法严重相抵触，实质上剥夺了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

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被列为研究禁区，鲜有公开的讨论，致使因不了解基本情况，家庭教会进一步被政治化和神秘化而成为了一个高度敏感的社会问题。

民主至少是说：公开竞选有权作出政治决定的职位，并通过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来保障这种公开竞选。如果不计近年来的台湾，即使按这个最低标准，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

美国人民心中，个人权利远比“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国家由人民组成，人民由一个个具体公民组成。没有公民个人，就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人民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如果通过人民意愿建立的政府，无法保障公民的人权，甚至侵犯公民的人权，政府就毫无意义。

“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国家机器推动下的一场全民梦想秀。人民司法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了这场梦想秀，且其参与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人民司法“大跃进”留给我们的遗产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司法理应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只服从法律的审判独立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法律人的尊严直接体现着一个社会法治化的程度，而法治化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的时代，法律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任何一个公民也不可能有什么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