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虽然大，但也套不进去这样的闭门会议，除非用的不是汉语词典。法网虽然编织得非常密了，而且也可以伸缩的，但，毕竟无法紧密到闭门开一个研讨会也会变犯罪的地步。

江天勇、唐吉田、王成、张俊杰等四位维权律师虽然在野蛮的建三江均被殴打致骨折，但从精神品质上讲，他们的硬骨头依然是固若金汤，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这光芒如同一座灯塔上的亮光，照亮了很多人追寻普世价值的路，激励着追求自由的人们勇往直前。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对抗的真谛在于相互间的认真对待。要反对少数人的专断，也要反对多数人的暴政;要尊重权威与秩序，也要重视自由与活力;要让政府与社会之间互相牵制，也要让政府内部及社会内部形成制衡的格局;要珍视当下，也要考虑过去与未来。一个民主的社会，离不开忠诚的反对者。

特别是在进入互联网的时代后，各种信息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加快了人们知识的积累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专制体制的惯性，专制统治的加强，只能促进这个过程，并且不断扩大权利意识觉醒的队伍，成为推动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

任何试图用某个公权力机构的监督来取代舆论压力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除了法官无法不予理睬从而损害审判独立外，也因为国家机构相互间的监督是可以蜕变为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防止这种蜕变最终还是需要虽然相对软弱但是却无处不在的公民的监督。

今年“两会”前夕，昆明发生3∙1事件，一群维吾尔族人持刀砍死砍伤多人。暴力活动当然要谴责，但是如果仅停留于谴责和镇压，而无视造成族群暴力的制度根源，则不仅无助于消除此类暴力事件，反而会进一步恶化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情感并加剧族群暴力和分离主义倾向。

卖淫合法化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也不涉及本人道德问题。任何法律的存在，最终决定于法律所处的社会现实，这是社会规律。要不要制定某一部法律，关键看这样的法律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利益，或者遏制某种危害。

性交易是否合法化问题的实质是，在尊重性自由这一人权与保障因此而带来的公共安全的问题之间，人权应当是放在第一位的。政府有义务为一项公民权利的行使尽到服务与管理的责任以减少一项权利的行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决不能以其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作为剥夺这一权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