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位朋友说：为了坚持对法律的信仰，我不愿以法律为职业。此言貌似难解，实则写实。假如去当检察官，万一遇到体系内部的不公，对法律与良知，我能坚信多久？在压力之下，我会退缩多深？基于此，当知张旭民的坚守与决裂是多么艰难，却多么可敬。

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是民主化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论题。本文通过考察巴西宪制选择的现实逻辑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于民主巩固的多重影响，反思民主巩固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以期为既有的民主巩固学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随着舆论压力日渐增大，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抗议通常会导致巨大的反弹，愈发不可行。因此，关系型镇压在中国开始变得更加常见。它指的是通过从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入手来控制抗议。

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唯一结论标准”，要求控方在被害人是否殴打被告人这一问题上达到这一标准，即“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害人没有殴打被告人”，而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害人殴打了被告人”。

夏俊峰案一直纠结，社会激愤、舆论哗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那个“他”，至今无动于衷、稳坐在台上，看着弱势者相互厮杀。

薄在他自己沦为被告时，才又呼吁法治与人权，令人既唏嘘又愤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为何在自己掌权时，不能想到这一点，反而对法治等这些权力制约机制置若罔闻，甚至还反对和践踏法治。

《解释》却在短短几天匆忙出台，既未公布草案，又未征求民意，急于为弹压网络言论的公权措施“书””，足以显现中国司法距离真正的法治仍相当遥远。而由两个司法机构出台法理漏洞明显的“司法解释”，是否也构成对“国家形象”的一种损害呢？

在司法实践中，权力与舆论往往并不在同一案件上角力，而是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案件。于是权力与舆论的相互制约，却变成权力介入某一案件导致审判不公，而舆论却发力于另外一桩案件，同样可能导致审判结果的扭曲。

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维稳的弦绷得太紧，要给人们留一个通道可以出出闷气，给人们留一个空间可以歌可以哭可以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