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具有良善的传统，除非被逼到绝路，否则就不会跟政府过不去，跟社会过不去，以暴力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和愿望。而公民的暴力带来的血腥，又进一步激发了公权暴力的恶魔，从而形成一个暴力的恶性循环，社会和谐稳定无从谈起，公民权益保障更是镜花水月。

民主立宪是简单平凡的政治，既不是理想的极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是可以模仿、可以学习的。地方自治、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匮乏的因素，要养成习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除了走这条道之外，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 更好的出路。

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生，往往需要在一个公正的社会，实现人的潜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建立起种种道德 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中真实体会和实践内在于这些关系的好。一旦我们具备这种视野，正义的观点便不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外力强加于己身的负担，而是和我们活 得好不好密不可分的构成要素。

比司法不公更可怕的，是即使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民众也时常不相信。司法公信力危机，正是当下中国司法乃至社会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家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护每个孩子的童年，使他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最低限度，也要保护孩子不至于还未开始自己的人生就遭摧残。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我认为，目前最为迫切的，是虐童入刑和迅速启动对刑法第360条第2款——“嫖宿幼女罪”的审查。

近十年来司法大倒退，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党义与法治冲突引起的。党义的意识形态化频紧地充实到现行官僚专制政体中，有特色的伟大邓理，三个代表，三个至上的政治表述强势地渗透到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

宪法序言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却往往体现了一部宪法的基本定位，因而写什么、不写什么不可不慎。一部恰如其分的宪法序言应该交待制宪主体、制宪目标和宪法基本原则，仅此而已。

展阅富兰克林后半生的政治生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年逾古稀之年接连参与起草、讨论、谈判、签署的三份法案文件。它们是：《1776年独立宣言》（当年他70岁）；《1783年美英巴黎和平条约》（当年他77岁）；《1787年美国宪法》（当年他81岁）。由此，富兰克林成了唯一一位签署了这三份美国立国最重要法案文件的开国元勋。

我以前谈过爱国的四大误区。最严重的误区，莫过于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批判政府，同样是爱国的表现，如托马斯·杰弗逊所云：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或如爱德华·艾比所云：一个爱国者总是时刻准备反对政府、捍卫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