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

《穹》的意义超出了雾霾和环保。柴静的努力，表达了对善治的渴望，而对《穹》的巨大反响则表明，这种渴望并非没有社会基础。现代的政治文明、现代的善治，在中国既是可欲，也是可及的。

中国的污染有制度成因。毫无疑问，中共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天也许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后来到），后中共时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对这笔由中共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才是真正的问题。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

中国通过共产党来搞一党专政，这个一党专政就是一代代相传的专政，当然不会是纯粹是红二代的专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领袖地位都把握在第二代手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泽东第二了。所以这是共产党一个最新的趋向，我们一切的观察必须从这里着手。

习近平现在很多"任性"的言论和决策，若没有国家的财力做后盾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天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靠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来维护权力或夺取权力，不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意味著自杀，是灾难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继续用过去暴力的成功来为今天的权力合法性辩护，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任性。

中国社会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

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结合，现在已经进入死胡同，正在纷纷设法脱身。有习近平模式，想洗干净自己家然后背水一战拯救党国。不但没什么人响应；而且作秀的面目越来越清楚。已经很难感动大众的支持；也不会感动同僚们跟随。反倒迫使同僚们越来越团结，向官逼官反的方向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