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最关键问题的呈现，其变迁显示了社会在转型进程中可能抉择的路径。1989年后长达二十年间，社会主流思潮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抱渐进和改良。而仅仅几年时间，社会思潮的主流就发生了从渐进主义迈向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体现了社会现实与人心的重大变化。

长期的封闭加洗脑让更多人开始麻木，开始渐渐忘却了该如何独立思考. "当你学会了不说出不受欢迎的想法，你忘记了如何思考,思想就这样在孕育的时候就死去了”。一位翻墙者在采访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想做围栏里的畜生就要想尽办法跨出围栏。翻墙是回归人性的一种快捷方式”。

一名记者为了新闻理想而三次入狱，不知是不是创造了人类新闻史上的纪录？如果是的话，证明了这是世界上新闻管制最严厉、对新闻记者最摧残的国家，也证明了这位记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这个国家叫中国，这位记者叫高瑜。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光耀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想一党控制整个社会，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产党始终没有关系。所谓新加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变中，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很迅速。所以亚洲价值论虽然轰动一时，但是非常经不起分析。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一般人把音乐做饭碗，崔健视音乐为生命。在他人争名夺利、加官进爵之时，崔健或被迫、或选择远离尘嚣，过他傲骨的生活，不为斗米折腰。据说，他应邀參加2014年春晚，演唱《一無所有》，但当局要求他修改歌詞。崔健不让步，以致和春晚无缘。他才是中国音乐界的脊梁。

近年来在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不断地炒作所谓“新加坡模式”，并一度将其视为是解开大陆政治死结的妙招，是中国拒绝实行民主宪政的最好遮羞布。那些天天嚷叫“新加坡模式”的人实则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猪圈设计师”，以麻痹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封杀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

只有在最黑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这些殉难者，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也亏得还有些文字侥幸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当我们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思想，业已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