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新闻

北京警察连夜飞往上海，和铁路警察、上海警察联手抓获以野靖环为首的参观世博会的6人老妇女团伙，由“镖局”公司雇佣的便衣武警押送回京。

由于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果断决策，此次保卫世博会的维稳行动大获全胜，没有一人反抗、没有一人漏网。

由于市局领导的英明指挥，在上海火车站直接参与抓获行动的人员仅用了60余人；在北京久敬庄直接参与关押、审问、押送回家等行动的人员仅用了50余人。

此次维稳行动的费用仅用了XXX万元（国家机密）。

一、从火车门直接抓进汽车门

2010年的中秋节期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9月21日中午11时10分，当我们乘坐的由北京开往上海的T103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时，就看见站台上站着七八个警察。火车停稳后，这些警察恰巧就在我们的3号车厢门口。

这节车厢是硬座，从北京发车时，没有买到坐票的旅客就在过道上站着，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的人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坐在地上，再想站起来就困难了。我们虽然买到了座号，但是，从20日晚上10点一直坐了13个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实在是太艰难了。大家疲劳极了，望眼欲穿，盼着快点儿到站吧。

火车停稳前10分钟，空调里的凉风就没有了，外面的温度是34度，车厢里的温度立即上升，车窗又是密封的，又闷又热。眼看着站着的那些人的汗就从脸上冒出来。肖娟和庞银平、王玲有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她们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我们都坐着不动，等人家都走完了我们再收拾行李。

车门开了，人们开始挪动。突然听到一声喊叫：“都退回去！都坐下！一个也不许下车！”

过道上的人都站住了，个个满脸流汗，傻呆呆地扛着行李站着；座位上的人正在拿行李，听到喊声后也立即坐下了；全车厢鸦雀无声。

随着话音，一群人涌入车厢，和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人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都是1米8左右的壮汉。没看清他们是怎样挤进来的，有几人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位于车厢中间的座位前，其他的都挤在过道上，齐刷刷的一排人高出旅客们一大截。

突然，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民警小陈和小柴。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拦截我们的。

两个人对我说：“下车吧！”我喊起来：“让旅客先走！他们不走我们出不去！”

可能他们也看见，这种场面把我们弄下去会挺麻烦的，于是开始放人下车。那些下车的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朝着他们说：“各位乘客们，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没有干坏事，我们就是到上海来旅游的。这些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不是黑社会，他们不是图财害命来绑架我们的。对不起大家了，让你们受惊吓了！”

旅客们被“快走！快点！”的声音驱赶着，转眼的功夫就空出了半个车厢。此时姓陈的警察一直搂着肖娟的肩膀，贴着她的脸说：“肖大姐，别生气，有什么事回去找我。你的高血压可太吓人了，可别在这病倒了。”这个姓陈的警察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北京市信访办小分队的。肖娟患有多种疾病，在2006年10月中央全会时，景山派出所把她女儿段莹打伤，并将她母女拘留，她的血压230，拘留所的医生不签字收人，按规定，血压180就不收了。可是派出所所长张豫柱找到东城拘留所的政委，终于将她关押进了牢房。但是3天后，她被送往医院抢救，我们被通知接她回家。

在2007年3月4日，因为我们16人到中央电视台被关押在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肖娟的血压就高到了240，急救车将她送到了武警总医院救治，她才没有被拘留。我们12年的上访中，警察都知道肖娟的情况，他们还是有人性的，还不想让死人的事情在“新国大”上访者中发生。所以，陈姓警察就把肖娟保护起来。

这时，又看见了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副支队长，手里拿着一沓打印机打出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我。我立即猜出他们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我们朝着小柴和这位副支队长喊起来：“你们不让我们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拦住我们？为什么东城的都拦在了北京？你们这是成心折腾人！你们就是想让我们累死、病死！你们坐飞机花多少钱？你们动员这么多上海的警察来抓我们，浪费多少警力？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这时一个列车长说：“我们的车该开走了。”小柴已经没有耐心了，喊道：“把她们弄下去！”

其他的旅客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被按在我们对面的4人座位上。我们又说：“跟这个老太太没关系，让人家走！”……老太太坐在那里一句话不敢说，浑身颤抖着像筛糠似的。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明黑衣老太太的情况。一个大官模样的南方口音的人又看了一遍老太太的身份证，问她来上海干什么，老太太的手机又响了，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说人都走光了，怎么还不出站呢？那个大官和北京治总的副支队长交流了几句，命令旁边的人拿着老太太的行李把她送出去。

紧接着，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我妹妹第一个被两个小伙子掐住胳膊架起来就往车厢门口拖。她的身材矮小，那两个高大的年轻人提溜着她就像揪着一个小鸡似的，她脚都没沾地面就被塞进站台上的汽车里了。妹妹后来冤枉地说：我最倒霉了，你们好歹还踩到了上海的土地，我鞋底的土还是北京的。

只有肖娟是在北京市信访办的那个人的陪同下，“自己亲自”挪动着身体走下火车，下台阶时还有人扶着。她看见我和妹妹都被塞进黑色面包车，就想朝这辆车走，但是马上就被拉到白色依维柯面包车上。妹妹隔着汽车玻璃用手机照肖娟上车的情景，两个小伙子立刻扑上来抢手机。妹妹死死抱住，不放手。其实，人家也还是手下留情，要不然，我们6个老妇女也对付不了一个。

我在火车上一直没穿鞋，我的鞋已经被座位下面的行李挤没了，我本来想等人们都下车了再找鞋。但是，连容我找鞋、穿鞋的功夫都不给，就把我拖下火车塞进汽车里了。最后，一个人把我的鞋拿过来。我们的行李也被他们拿乱了，但是一样都没少。只是王玲的交通卡放在上衣兜里，一拖拽，就从宽松的衣袋中滑落，丢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哪两个人对付哪个老妇女，上哪辆车，坐哪个座位，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二、从上海火车站直接押送北京久敬庄

一辆警车前面开道，白色依维柯、黑色现代紧随其后，呼啸着驶出上海火车站。这时我发现，白色依维柯的车牌是北京的，黄牌“京E 30689”；黑色的车是上海的。

我妹妹问：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回答：北京。“啊！”妹妹大叫起来，“我预订的旅馆都交钱了呀！你们先带我们去退房吧！”当然，一切都是无用的。

汽车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下，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握手有人招手。等待的功夫，我提出上厕所。不许，说是出了上海才能上厕所。（上海忒胆小了，怕我们的尿里有毒有害吗？）我只好拿出3个塑料袋套在一起，要在车上小便。因为我在火车上就憋得很难受，我们都说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结果又惊又吓又拖又拽的一通折腾，实在是憋不住了。

车上的人赶快去请示，有关领导竟然同意了。汽车向前移动了2米，就到了公共厕所。我简直是哭笑不得，明明眼前就是厕所，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带出上海才允许尿尿呢？

我和妹妹被两个漂亮的女孩子和两个英俊的小伙子押着进了厕所。后来知道，肖娟她们也一直要求上厕所，就是不许。她们又憋了两个小时，开到了远离上海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才让尿尿。

12点30分，办完了交接手续，从这座小楼前出发。又到了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人下车拿上来许多矿泉水和几大袋子食品，有几种面包和小包装的点心。我问：“能不能给我找一点儿热水？”我的胃不敢喝凉水。治总的王姓领导非常热情，拿着我的瓶子就到旁边的小铺子里给我要了一瓶开水。

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王姓领导是坐在我们这辆车上，谢姓领导坐在白色依维柯上，他俩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前面提到的治总的小陈和小柴是北京市公安局常驻上海专门负责“截访”的，这些人一个月轮换一次。

（人家到北京来告状，叫“上访”，由此产生了各地派人到北京来“截访”。可是，到上海是参观世博会，也要全国各地的政府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派人常驻，负责拦截。这叫什么呢？按地图，北京在上面，上海在右面，到上海就叫“右访”吧。当然也叫“截访”啦！11月广州有亚运会，到广州就该叫“下访”了，因为它在地图的下面。

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举行，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想当初，我也为此欢欣鼓舞、热泪盈眶。没想到，我为之高兴的事竟然成了我的灾难，奥运会被劳教、世博会被非法拘禁。在此声明：任何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性的活动我都反对，因为，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全家的幸福被摧毁！）

汽车又开动了，车上的人拿出这些食品给我们吃，我和妹妹也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给他们吃。他们刚开始还不敢要，我们说：这些都是密封的，不会有毒的，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的能害你们吗？狭窄的车厢里的气氛迅速地好起来。

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原来他们都是武警战士。他们说：接到了命令，有一个团伙到了上海。（所以他们一个个奋勇当先，可能想宁肯自己牺牲也不能让战友受到伤害；也可能是想要第一个抓到团伙成员，立功受奖）上了火车一看，惊讶极了，6个老妇女，白头发的、没牙的、瘸腿的，这是什么团伙啊？这些武警战士说，他们天南海北地押送，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汽车开到了第一个收费站，前面挂北京牌的依维柯缴费，我们这辆车也停下来缴费。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开军用车呢，在全国的高速路上都不用缴费啊？小头头说：我们原来是挂军牌、穿制服，除了不交过路费，其它方面不方便，后来改了。

一直到了5点，我们车上的小头头打电话，让那辆车进下一个服务区吃饭。我听说吃饭，挺高兴的，我不爱吃那些面包、零食，就想吃点蔬菜喝点粥。

车停在了江苏境内的一个服务区，当这个小头头跟依维柯车上的赵经理说话后，就指挥大家从依维柯上搬下来两箱康师傅牌方便面，年轻人先给我们送来。我从妹妹的旅行箱里拿出了大席子，铺在地面，我们有的坐，有的躺，13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连续5小时的汽车，大家都累了。庞银平和肖娟的脚都肿起来了，她俩都是高血压（当时还没想到后面的经历）。

我吃了一碗方便面，这是两天的“冒险之旅”中唯一的饭。王玲也吃了一碗，另4人都没吃。当汽车又上路时，我问小头头：怎么又不吃饭了？小头头说：那辆车上出现了情绪不稳定的人，所以就不能坐在餐桌上吃饭。我说：那你们光吃方便面和面包，多不舒服啊！他说：这才一两天算什么呀，我们到新疆送一个人，来回15天，去的时候整整吃了7天方便面。我问：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那个人一直不配合。我问：为什么不坐火车呢？他说：要是闹起来影响多不好啊！我说：亏了你们是武警，要是警察早就没人干了。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到底是谁情绪不稳定呀？我们休息的时候没人说发生了什么事呀？

后来得知，肖娟因为打电话，和他们发生了冲突。一路上都不许打手机，下火车不久，妹妹就接到了二嫂的电话，二嫂问问我们是否安全到达。妹妹说：已经被押送回北京了。电话还没说完，就被要求关机。我们坚决抗议，必须和家人保持联系。妹妹说：“就是被拘留，在送进拘留所之前也是可以通电话的。”肖娟也是下火车不久接到了北京十八里店派出所民警的电话，刚说了一句“喂”，就被要求关机。依维柯的小头头姓张，都叫他张队长，他要把肖娟的手机拿走。肖娟说：“不是我打电话，是我们派出所的警察来的电话。”张队长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就是不许打电话！”坐在司机旁边的赵经理也回过头来喊叫：“我们有规定，就是不许打电话！再打就没收！”肖娟说：“哪儿的规定？拿出来我看看！”……前面的赵经理下命令了：“别跟她废话！拿过来！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那么多废话的！”于是，坐在肖娟身后的两个武警战士立即从后面抓住肖娟的胳膊，按住她的肩膀，肖娟只剩下嘴能动了。她一边哭一边喊：“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啊？我们犯了什么法啦？我们是来参观世博会的，连火车都没下就把我们弄回北京，这不是成心要把我们折腾死吗？我们一个月就这么点儿退休费，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出趟门，就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这是伤天害理，早晚要遭报应的！你们还像人民子弟兵吗？你们是土匪！你们还叫人吗？你们是人生父母养的吗？你们的良心让狗吃啦？”

肖娟的冤屈、愤怒终于发泄出来了。坐在右面的一个女兵不停地流泪。赵经理的口气也缓和了一些：“行啦！你还说起来没完了，谁没良心啊？你看我们姑娘都掉眼泪啦！”过了一会儿，赵经理又回头朝着掉眼泪的女兵小声说：“你这样可不行，干咱们这一行的不能心软，要是——”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特色吧：如果我们抢他们的手机，肯定算违法犯罪；可是他们抢我们的手机，就是执行公务。如果在汽车上平民抢手机，那要坐牢：可是在汽车里警察抢手机，就会升官。

按照上海市政府给外地的规定：北京市到上海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8小时内带离上海；其它省市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4小时内带离上海。可是我们才1分钟就被带离了上海火车站，1小时就进入了江苏。我们是“超级上访人员、超级不稳定分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