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前的那场“反右运动”中我也被诬陷为“右派分子”，从此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中。然而，20多年的受迫害，中共却不给任何赔偿。冤案索赔是受迫害者的权利，也是我多年来的诉求。从80年代起，我就在向当局有关部门提出索赔要求，结果是不理不睬，或推诿搪塞。

2007年，海外媒体报道了国内外民间纪念反右50周年的一些活动，包括受害者的索赔要求，如铁流、任重、俞梅荪等人发起的右派索赔签名信。该年8月底，我在海外的《中国事务》网，看到一篇名为《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公告》的文章，再次激发了我内心几十年的愤慨与诉求，也唤起了我的希望。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理，我把以前的材料编为4份文件；右派赔偿；抄家赔偿；10年劳改赔偿；房屋赔偿，还写了一个“声明”，用电子邮件发送到“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10月2日我同妻儿到外地去看眼疾，回来后在网上又看到“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委员会”第二、三号公告及最近工作情况的汇报。11月初，当我再发电邮与其联系时，邮件就发不出去了，我知道我的邮件被网警封堵了，这可能要有一些麻烦。

2007年12月1日，学校、市教育局、公安局及国家某有关部门四方出面找我谈话了。为此，我写下了一篇日记，记述了事情的经过。

2007年12月1日 星期六

昨天（2007年11月30日）下午四时许，我与我妻正要外出散步，学校来人通知我说陈校长找我到他办公室有事，并交代四点半去找他。约在四点二十分又接到校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催我去学校，看来像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随即就去学校了。

到了学校，上到办公楼上，陈校长把我引到总务处办公室，已有三个陌生人在等我。我坐下，陈校长即介绍说，这位是教育局的杨科长（后来知道名叫杨超杰，以前似曾见过一面）。我问另外二人，陈说也是教育局的人。但后来，陈又告知其中一位年轻者是公安，另一位年长者是国家某有关部门的人。彼此寒喧之后，于是谈话就开始了。

陈校长开始先说：“M老师，今天这几位同志来是想向你了解个情况。”我说：“有什么事说吧。想知道什么事情，还是向我宣布什么决定，双规、拘留、还是逮捕？我洗耳恭听，不要绕圈子，直说吧。”我已经习惯了，总是作最坏的打算和估计，这是我的经历和经验形成了的思维定式。

陈：M老师，你最近可曾上网吗？

M：每天都上网。

陈：在网上可曾与什么人聊天？

M：不聊天，从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在网上只看新闻，看论坛，查资料。

公安：你可曾在网上签过名？

M：签过名。

公安：对什么时候事情签名？

M：在一个右派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右派赔偿经济损失的公开信上签过名。

公安：是谁发起的这个签名？

M：据网上公布，是任重、铁流、俞梅荪等人发起的。

公安：你认识他们吗？

M：不认识。

公安：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M：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们都是右派。据说任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右派，铁流是四川某报社的右派，俞梅荪是右派律师子弟。

公安：还在其他网上签过名吗？

M：签过，在“中国右派分子经济索赔诉讼委员会”的经济索赔诉讼上。（公安在他的小本子里记下了这个名子）

公安；这个名叫“中国右派分子经济索赔诉讼委员会”地址在哪里？

M：在美国洛杉矶。

公安：网站叫什么？

M：“中国事务”。（公安又用笔在小本子上记下）

陈：M老师，你可考虑在美国诉讼索赔能得到什么？怎么诉讼？拿什么赔偿呢？

M：中国政府的钱有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都存在美国银行里，索赔诉讼的司法程序起动后，受理法院就有权冻结银行的存款，用来进行支付赔偿。

（一直坐在我旁边的杨超杰插话）

杨：M老师，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石油它打伊拉克，现在还占领那里不走，是一种侵略行为。（意为提醒我要认清美国的本质，不要向在美国的网站发邮件）

M：（我沉默片刻，压低声音，尽量控制着情绪）美国打伊拉克与我有什么关系？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中国又有什么关系？与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国反对美国打伊拉克，中国政府可以像抗美援朝那样派志愿军跨过底格里斯、幼发拉比，抗美援伊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伊拉克、波斯湾，把它赶进印度洋、太平洋，把它赶回老家去。

杨：我只是提醒你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没有其他意思。

M：美国是一个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好战性、贪婪性、侵略性。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比你知道的还早。我还知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得都无比幸福。（我只好向他背书）

（谈话短暂停顿）

陈：我们了解，M老师没有搞串联，也没搞什么活动。（校长像是在解围、在缓和气氛）

（稍后，那个年长者插话）

年长者：你是怎么在网上出境的，我都不会。

M：破网、翻墙呀。

年长者：你怎样破网、翻墙的呢，我怎么不会？（似有羡慕之情）

至此，找我的目的和实质已经明确，谈话并不和谐，时而紧张，时而现入尴尬，但是谈话始终也没有离开正题——海外网站和签名的问题。而这些有什么问题呢？他们始终也没有说出来。除了官腔外，他们又说这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等等，非常可笑。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在网上签名和参加索赔诉讼，并向他们提出了要求。下面又是一段对话。

M：我所以在网上签名，又参加“索赔和诉讼”，是因为我的右派经济索赔问题已经很多年无人管无人问了。你们来找我，正好由你们来给我解决这些问题。

杨：我们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M：你们无法解决，可以向上反映呀。我的问题共有四个：1、右派赔偿；2、文革赔偿；3、抄家赔偿；4、房屋赔偿。这些问题都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不，是我的大救星，是救命恩人。

（他们听我这样一说，连忙推辞）

杨：你还是向法院申诉吧，学习一下法律或向律师咨询。

M：向法院申诉，二十多年前我就做了。中国的司法状况你们知道我也知道，它有多黑，你们比我更清楚。今天的法院是权贵者的法院，打官司就是做权力和金钱游戏的较量。我可以向法院再申诉，但这只是一条路；还要走第二条路，就是由你们解决或向上反映。再不，我参加那个在美国的“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的诉讼。但是，你们不让我这样做。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能解决我以上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发一个电子邮件，撤回我参与的“集体索赔”的诉讼。

最后，他们说了一通官腔作为收场，结束了这场谈话。

晚上七点多钟邻居老潘打来电话告诉我，早在二个月前陈校长就在了解我和我的家人情况了。他曾碰到校长在小卖店那里查问打听我的事，有三次之多。原来调查了两个月，他们今天终于来找我了。他们的官职可能不大，当代表党和政府。他们今天的来，只是个信号，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才是一个开始，以后可能还有麻烦，拭目以待吧。

两个月来我都一直蒙在鼓里，现在好了，党和政府又在关心我了。我就怕他们忘了我呀。今天早饭前，我打电话预约见校长。饭后我同老伴去学校，把20多年前的一些索赔材料交给了他，并说发给“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的就是这些东西，其中包括：右派经济赔偿、文革经济赔偿、三次抄家的经济赔偿、房屋赔偿等等。我告诉他，党和政府，不管是那一级，是谁，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可以放弃参加“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的索赔诉讼。如果不能解决我以上的赔偿问题，今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经过这次遭遇，我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是不安全的。在中国，不管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世界，都是危险的。你的一举一动都不会逃过“如来佛”的手心，他们的爪牙像恶魔、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在中国，谁也逃不出他们的管制和监控。

2010-8-31整理

2010-9-2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