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6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2名学生经抢救后脱离危险，其他3人检查无恙后回家。 5个孩子中4个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集体自杀的悲剧，再次给这个人情日益冷漠、荒芜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所谓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未成年人。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留守儿童高达5000多万。远离父母关爱的他们，身心健康、家 庭教育都受到很大影响，有些孩子性格孤僻、抑郁、暴戾；有些孩子走上了犯罪道路；有些孩子甚至以自杀向这个社会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和控诉。

如加缪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留守儿童的人生尚未真正开始，就因感受不到亲情和社会的温暖而毅然选择自杀，表明活下去对于他们而言，比死亡还要可怕，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悲惨世界！有论者总结：“父爱母爱缺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缺位，造成留守儿童行为、心理出现偏差；监护职责缺位，导致留守儿童隐患重重。”

2006年10月23日，四川泸州市一名12岁的小学生夏某因窃取钱物被人发现，在外玩耍一天后，喝农药自杀身亡；2007年6月2日，国际儿童节仅过1天，湖北省黄梅县父母外出打工的12岁留守女孩小双与奶奶发生争执，竟被奶奶用毛巾活活勒死，并沉尸水塘；2007年9月，四川中江县9名辍学的留守儿童为找上网费，半年盗窃22起，大到摩托车，小到口香糖，见啥偷啥。

2008年2月25日，安徽太湖12岁少年章杨宇，在父母出门打工的第十天自缢身亡。他留下了一封令人心碎的遗书：“敬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请你们原谅我，我不能再爱你们了。我还欠丽丽姐20元钱，请你们替我还给她。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父母为什么不将孩子带在身边呢？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别说高昂的生活费用，光是异地就学的门槛，就已高得令人望而生畏！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不过是纸上谈兵。

与其它公共机构一样，城里的公办学校为人民币服务，流动儿童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烦琐的手续、昂贵的收费成了父母出外打工的儿童被迫留守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共政权生怕教育自由动摇独裁统治，对民间办学向来是严加管控。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狠批颂扬兴办义学的电影《武训传》，民办教育从此进入灰色领域，党化教育、愚民教育成为中共政权维系统治的基本保障。

2010年3月，北京市3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遭遇拆迁，有些学校“不花政府一分钱，自筹资金办学校，为国家解决失学儿童问题”，到头来投资上百万却因“非法办学”而血本无归！“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绝非鲁迅所独有，而是亿万底层民众的共同感受：4月30日，北京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校长、47岁的罗超为抵抗强制拆迁，携煤气罐和油漆爬上房顶，踩断房顶的彩钢板坠楼，导致腿部骨折。

民间办学举步维艰，城乡二元体制难以撼动，数千万乡村留守儿童处于父母无法爱、社会不去管的困难境地。德国志愿者卢安克从1997年 至今，在中国广西的大山支教十余年，因持续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而备感压力。2010年5月20日，卢安克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宣布关闭博客：“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没有迫使卢安克离开中国大陆。而卢安克作出的妥协是“光做不说”，“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否则，一个外来的白求恩似的志愿教育者对留守儿童教育权等人权的关爱，势必无限放大当局的职能缺位；卢安克不赌博、不喝酒、不吃肉、不好色、不贪财，他的人品越是高洁，越是映照出贪污腐化、包二奶的中共官员的丑陋。

留守儿童的教育权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200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舆论为之哗然。

将这“三公”消费拿出一半，能建多少所学校，解除多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