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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逃亡曼谷的访民夫妻周光福、李莉
——逼上梁山的百姓(二)

李方

隐居的上访“名人”

因叶明锋的缘故,去年5月认识了流亡访民周光福、李莉夫妇。当时他们暂住在曼谷郊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去市内难民署需要倒两次车,来回一次一般要四五个小时。刚来时,因为情况不熟,也担心被遣返回国,他们几乎不外出,好像隐居一般。

在网络上,他们夫妻俩的维权报道甚多,图片、文字可谓是连篇累牍,是上访“名人”。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曾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把他们的材料分享一些给别人的话,足够帮好几个人申请难民了。

周光福和李莉,是在上访途中结识的一对患难夫妻。他们和叶明锋也是在上访中认识的,也是走了几乎同一条路,经越南、柬埔寨,逃到泰国避难的。

但要说到冤情,他们比叶明锋还要深。周光福上告上访长达20年,李莉上告上访长达17年。他们因长年上访、拘留而认识,并结为夫妻,这也算是中国悲惨上访史中一段佳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但我们的祝福是含着眼泪的,他们的幸福也是充满泪水的。

坐冤狱的百万富翁

周光福在80年代曾是闻名的百万富翁,不像现在,那时的百万富翁还寥若晨星。他原是重庆特殊钢铁厂物资调度,1985年下海经商,他利用自己的金属专业知识及对市场的敏锐,经营废旧特殊金属。几年间,他积累了百万财富,成为当地少有的富豪。

见周光福发财,其原属企业的纪委官员眼红了,讹诈他,要求给他们6万元用于内部发奖金。因为当时国家紧缩银根,周一时拿不出现金,对方便勾结当地检察院,将周关了进去。人进去了,接着就是一路的搜刮,沙坪坝区检察院刮走了14万,北碚区检察院刮走了104万。刮走了钱,但还是不放人,并控以“挪用公款罪”。奇怪极了,周光福是私营企业,怎么会有“挪用公款”之罪!该罪名无法成立,被法院退回,要求补充侦查。之后,检察院又起诉他行贿罪,而所谓的周的行贿的“自首书”则是检察院编造的。由于该证据无法成立,最后就给安了个“投机倒把罪”,判了12年。当时的“投机倒把罪”同“流氓罪”一样,是个大箩筐,什么牵强附会的事都可装进去落罪。这两个含混的罪名不知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直到1997年修改刑法,才将这两个罪名取消——但这是周光福出狱以后的事了。

周光福判刑后,被送到新疆阿克苏农三师其盖麦单监狱服刑(后来还转过其他监狱)。新疆监狱的黑暗、残酷,超出人的想象,吃得差,劳动量又极大,平均一个人要种28亩棉花,而且经常遭受狱警、牢头的欺压、殴打。实在太饥饿时,囚犯们要采草叶、棉花叶吃,有时也捕田蛙、蛇生吃,甚至抢着捡吃狱警丢弃的西瓜皮。有的犯人在监狱被折磨死了,有的被打残废了,周的手臂就因为曾遭殴打,至今抬臂都有困难。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要求推动市场经济,于是法律界也提出取消“投机倒把罪”。周光福的家人认为周不仅没犯法,而且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于是开始为他申冤。虽然周的案情很清楚,但上面很为难:讲事实吧,这个案子不该判刑,可是宣布无罪吧,即等于宣布经办的司法机关枉法,那怎么行;而且,周已关押了近6年,宣布无罪,还得给予国家赔偿。权衡再三,上面给他改判为6年,并于改判后释放。

哭诉的原检察官和王处长

审判时,判决书上的追缴金额是48万,但是当地检察院却总共收缴了他118万的财产。因此,他总以为自己的账上还有40多万余款,但出狱后一查,一分都没有了。

于是周光福拿着从各方搜集到的证据材料,来到了原检查官的家。那个检察官已退休了,周光福问他为什么陷害自己,那人站起来就哭,说不是自己要这么做,而是蒋科长和石检察长要他这么做的,他没办法。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周光福证实了自己被收缴的财产并没有全部上缴国库,而是被原北碚区检察院检察长石玉侵吞了。于是,他开始进行上告。

周光福四处奔走上告,可是当地的法院、检察院却不敢接受他的申诉材料。最后他找到了重庆市人大,一位姓王的处长接待了他,但这位王处长却对他讲了这么一番“心里话”:“你那个材料呢,我们管不了,你尽量不要来找我了。你去北京吧。你看,你的案子牵扯这么多的人,而且都是领导啊,这些人都是在公检法里面当官的。说丑点,他们手里面都有枪,我只有一个头,也只有一个饭碗。如果我真要管的话,轻者把我的饭碗砸了,重者还可能把我的头给割下来,我还有一家人呢。”

进京上访,漫漫上访长征

当时石玉已升为重庆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当地人说,他这个局长的位子就是拿周光福的钱买来的。周光福咽不下这口气,坚持控告石。在重庆控告反贪局局长,自然是鸡蛋碰石头,周不仅没讨到公正,还遭到殴打。

因为在重庆无处伸冤,从1999年起,周光福就开始进京上访,一访就是十多年。在上访途中,他历尽艰难,乞讨过、被拘留过、屡遭殴打,捡烂菜叶、露宿街头更是家常便饭。而且,在北京上访,他还不断遭到截访,被关黑监狱,北京马家楼和山西太原588号,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

因为长年上访,周光福结识了成百上千的上访冤民。他们经常结伙集体上访,甚至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去天安门城楼、政府机关、驻外使馆区散发传单。冤民口中流传的说法是:“上访上访,不是拘留就是教养”。冤民们说,多年上访的经验表明,“正常上访口”根本无效,他们转而采用一些“特殊方式”,期望引起中央高层或国际社会关注,来达到沉冤得雪的目的。

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众议院议长洛佩西先后访问北京,“资深访民”周光福、李莉、陈风强、孙礼静、李桂芝等人,组织访民在欢迎队伍里打横幅、喊口号、发传单,进行“国际申冤”。头一次,他们组织了七八人,第二次则组织了上千号人参加。当局终于恼羞成怒,抓捕了他们,控以“寻衅滋事罪”,李莉被判刑1年半,周光福被判2年,陈风强被判3年。在狱中,他们遭受了酷刑,被长期带脚镣、手铐,并被殴打。李莉曾因不堪受辱,两次上吊自杀。

从太原到北京,冤屈越申越大

李莉是山西太原人,因家庭经济纠纷,长期遭受前夫哥哥等人殴打,身体遭到严重伤害,颅骨开裂,颅脑积水,后并发脑萎缩。李莉向公检法机关控告,但办案者被收买,以家庭纠纷为由迟迟不予立案。后来,李莉以死相逼;不得已,当局才将行凶者抓捕,但只轻判了半年刑。

李莉认为对方是故意杀人致人重伤,如此轻判是贪赃枉法。此时,婆家迫使前夫与她离婚,李莉被净身出门。冤不得伸,家庭又遭破裂,双重打击下,李莉只得继续上告。1998年复审,法院维持原判,李莉不服,开始在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上访求告。她时常带着正吃奶的女儿,在各个机关门口求人、哭诉,可是无人理会;她得到的只有白眼、嘲笑,甚至羞辱和殴打。实在无奈,有一天,她下决心去拦了副省长兼太原市委书记侯武杰的车。她不停地哭诉,向他跪地叩头申冤,可是竟遭侯武杰下车用脚猛踢,侯武杰的保镖也上前猛踢她,致使李莉受伤,被访民们送医院抢救。母亲得知她的情况后,气得吐血含恨离世。李莉自己也悲愤难抑,曾在省委大院门口服安眠药自杀。

在山西她告不了,便上北京上访。但是,北京和山西一个样,官员们仍是不予理会。李莉失去了耐心,再次拦车。她拦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车,又被打翻在地,还被押上警车,关押了10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中南海,她全去投书哭诉过,结果都一样,无人理会。她在北京悲愤之余,两次服安眠药自杀,又被访民们救活。因为上访不休,她多次被山西当局抓回去关押、殴打。2004年,当地法院提出给她10万元了结纠纷,从此息访罢讼,李莉不同意。法院便把她从北京抓回,黑布罩头,暴打至遍体鳞伤,后又铐在死刑床上,嘴里塞上臭袜子,5天不让解大小便。这次她被非法关了48天。法院威胁,不签息诉罢访书,就劳教3年。李莉被迫签字。

获释后,李莉再次进京上访,再次被抓回。这次,被7名法官又打得遍体鳞伤。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山西当局将李莉和丈夫周光福(此时他们已经结婚)抓回,关押在山西某矿山一个无人居住的旧楼四层,并雇佣黑煤矿打手16人轮班看押,每班4人6小时。在山西,周光福也被殴打,遍体鳞伤,打坏了四颗牙。

逼上梁山,逃亡泰国

2011年,夫妇二人先后出狱。出狱后,冤上加冤的他们继续上访。周光福80多岁的母亲,因他的事卧床不起,并还因长年忧郁,患上了精神病,父亲则已在忧愤中离世。

上访之余,他们也帮助别人维权,为艾未未声援,也曾协同别的维权人士奔赴山东,声援和试图看望陈光诚。作为北京成千上万上访冤民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批评当局对民冤的冷漠,批评中国的恶劣人权环境。这些“过线”的行为,致使当局准备再次对他们下手。夫妇二人得到风声后,被迫于2012年3月,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冒险经越南、柬埔寨,出逃泰国。他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得到安全,并借助国际力量继续申冤。

借助国际力量申冤,也许是个幻想。但对中共当局而言,无疑它又有两个子民被逼上了“叛国”之路。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2013年2月8日—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