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89期）

2009年3月5日“两会”时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门前（右二为作者）。

关键词：打被子

第二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被小哨叫起来了，我拿着23号令站到了窗前，掀起一点窗帘，对着亮光看。可是又被阻止，规定离窗前一米远的地方不许站人。我说：屋里还是很暗，看不见啊。那也不行。这一早上和昨天那一晚上，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我的心火急火燎的。

筒道里传来了一声“起床”，大家迅速地穿衣服下床。我发现水房的门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表，时间是5点50分。

王晓丽的动作好像稍微慢一些，齐兆兰不住声地催她“快点儿”。

马上就有人把被子铺在门口和窗前的地下开始打起被子来。房间里只有这两块空地，正好可以铺开被子。可是班里有9个人，只好轮流打被子。两三个人一起打一床，先用力抻平被子，又用手把被罩的皱褶一遍一遍抹平，再把被子折成三折，用膝盖顺着折叠的厚实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挪动压实，再两头抻平，再把被子折成四折就成了方形的。这是打被子的第一步，打完的就立即摆放到床上，接着再打另一个人的被子。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又传来小哨的喊声“各班站好，准备点名！”每个人都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朝着门口，分两排站在床和学习柜中间的窄窄的过道上。等了好一阵，才听见队部的门开了，队长的皮鞋声由远而近，又传来了一个班一个班点名的声音。

队长站到了六班门口：“齐兆兰——”

“到！”齐兆兰边答边蹲下，把头深深地埋到膝盖上。10个人都依次蹲下之后，队长说一声“起立”，大家齐声喊“是！谢队长！”然后再起立。

最后一个班点完了名，小哨喊“一班准备洗漱盆！”这时大家才可以动，有的继续打被子、打枕头包，有的擦地、擦门、擦窗户、擦屋里每一个能擦的地方——这叫整理内务。

我跟着王复方、王允芝一起打被子，我认真地学着她们的方法。在地下起来蹲下的，一床被子刚打完就浑身出汗了。

“六班准备洗漱盆！”轮到我们班放茅、洗漱了。

“是！”班里的回答声不响亮。

听见喊哪个班，哪个班必须集体回答“是”。我和王晓丽没反映过来，李亚斌很清楚这里的规定，但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也就没精打采地喊“是”，其他人也有没张嘴的。

“六班怎么回事？都哑巴啦？”小哨叫嚷着。

齐兆兰紧接着小哨的话音朝我们喊起来：“你们怎么都不张嘴？就我一个人喊了。”

齐兆兰是一进，她52岁了，和丈夫在同一个国有单位工作。她有了一个情夫就想和丈夫离婚，可是丈夫不离。她为了找出离婚的理由就把单位的钱藏起来，伪造成他丈夫偷的。事情败露，她按盗窃罪被抓了。如果定为犯罪，她这一辈子就白干了，连退休费都没有。她情夫很有路子，找公安局给她改成劳教了。盗窃犯本来也是被欺负的，可是她专门会在队长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也会写文章赞扬劳教怎么好，所以非常受重用。大部分的班长都是吸毒的，她是一进却能当班长，很不一般。

小哨又让我们重喊了几遍“是”，才让我们放茅。

我主动地端起尿盆，王福芳帮我拿着洗漱盆，排着队进了厕所。刷完了尿盆就站在过道上等着。早上洗漱只给4分钟时间，上厕所也就只有4分钟时间。小哨已经喊“五班还有1分钟”，陆续地大家都站起来了，可是王晓丽还蹲着，像是大便的样子。齐兆兰站在门口叫王晓丽起来，说早上不许放大茅，10点钟的放茅时间才允许放大茅呢。

王晓丽说：“我每天都是早上大便。”

马上，指挥放茅的小哨和齐兆兰一齐叫嚷开了：“王晓丽，你少废话，快起来，这不是在你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想睡觉呢？行吗？这是调遣处！”

王晓丽说：“在哪儿也得让人拉屎撒尿啊！”

“在这儿就不行！”齐兆兰一边说一边走到王晓丽的茅坑前：“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洗脸，你缺德不缺德？快起来！”

（这里都是以班为单位集体活动，一个人就能影响一个班。这是连带责任制和陪绑制度。）

王晓丽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

我一进水房就迅速地刷牙。这里的水像冰水一样凉，含在嘴里冰得牙疼。刷完牙，我用手沾点儿水搓一下脖子，想洗洗昨天剪发时散落进衣服里的头发渣子，马上就听见了小哨的叫声：

“野靖环，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

我说昨天剪头发有头发渣子，扎得很难受，小哨说必须先向队长“求洗脖子”，队长允许后才能洗：“你不求就敢洗是破坏规定。”

我只好不洗了。我刚把手打上肥皂就听见喊了：“六班还有一分钟”，我赶紧把脸用水扑噜两下就算洗了脸。

王福芳正在擦脸，小哨喊她“你磨蹭什么，快点！今天超了时间，明天就停你洗漱！”她赶紧跑到队列来站着。

一回班，我放下洗脸盆就拿起一块地布擦地，因为地面上有许多洗脸盆滴下来的水、鞋底踩的水脚印。齐兆兰催着说：“你还挺讲究的，快点儿吧。”班里只有齐兆兰是在床上打被子，因为她的膝关节患有滑膜炎，蹲下很困难，可以在床上慢慢地打；她也不帮新生打被子。

我的被子打得成型了，刚摆放到床上，齐兆兰就说：“野靖环，你先别整被子了，先擦地吧。班里每个人都有卫生区，以后你就负责擦地。”

我答应着，拿地布把学习柜两侧的地面擦干净，门口和窗前的地面已经让被子给擦干净了，我就没擦。可是齐兆兰说被子上有毛毛，都沾在地面上了，必须从窗户到门口一点一点地擦干净。于是，我蹲在地上，两只手按住抹布使劲地擦。床底下也必须擦，伸胳膊够不着靠墙根的地方，我只好钻到床底下趴在地上擦，用胳膊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地爬着擦。

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昨天晚饭还没吃完就听见“退剩饭”的口令了，我才知道这是停止吃饭的口令。有人把馒头攥在手里，悄悄地吃着，齐兆兰说：“告诉你们，监控看见了谁，别说我没提醒你。”我不敢留下馒头，所以没吃饱。

正在极想吃饭的时候，筒道里传来了“整理内务”的口令。齐兆兰催着我和王晓丽拿出23号令，班里的人分两排站在学习柜的两侧。“起立！”又一声口令，齐兆兰迈出门口的黑砖，站到了门外，面朝我们。

“劳教人员守则，一二——”筒道里的小哨起头。

全体劳教人员一齐背诵：“是，报告队长，劳教人员守则：一，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十，遵守作息制度，服从统一安排……报告队长，回答完毕。”

“劳教人员行为规范，一二——”

“……”

“劳教人员日常生活规范，一二——”

“……”

“社会主义荣辱观，一二”

“……”

我还一条也不会背呢，只能照着本子念。没有花镜还是看不清楚，磕磕绊绊地念不成句子。

我觉得这段时间真长啊！好不容易背完了23号令，又起头唱歌了。这种歌叫“改造歌”，我不会唱。

从8个班里传来的歌声没有唱齐，小哨叫喊：“班长都干什么哪！都站在门口玩哪！唱不齐别吃饭！”接着，又起头唱另一首改造歌。这一遍唱齐了。

“准备打饭！”小哨又喊了。

代元元不耐烦地嘟囔着：“接着唱，唱10遍，都别吃饭。”

齐兆兰迈进了屋子，一进门就朝着我和王晓丽没好气地说：“你们两个声音太小了，有多大声就得出多大声，不会唱歌也得张嘴，要是监控看见你们没唱，队长来了看你怎么说。”

我心里说：“全都跟念经似的，你面朝着我们站着，我也没听见你的声音。”

“你俩听见了吗？”齐兆兰生气了。

我奇怪地反问：“哪能没听见呢？”

“听见了不答‘是’。”

我一下子反感起来：“昨天教的规范是队长说话要答‘是’，没说班长说话也得答‘是’。”

代元元插话了：“现在告诉你了，以后对小哨、委员都得叫班长，都得答‘是’。”

王福芳站在代元元的身后撇了撇嘴，我还是没吱声。都是劳教人员，她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关键词：标牙刷

2001年我到北京市人大上访被拘留，出来后就给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写信反映看守所的问题。强卫很快就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对我信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其中就有在押人员参与管理、形成牢头狱霸欺负人的问题。2003年我到中南海给胡锦涛送信被拘留，在西城区拘留所关押了17天出来后，又向强卫反映了14个问题。听说他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我的信印发到各看守所、拘留所，许多问题得到改进。这次被拘留后关押在海淀区拘留所，所长跟我说：书记批示的信还放在办公桌上呢。

可是，都过去了7年，这里还是用劳教人员管理劳教人员，我很惊讶。

叫到六班打饭了。早饭是玉米面粥和馒头。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刚吃完，就喊退饭了。

吃完早饭，继续整理内务。值大夜的李志新负责刷饭盆，其他的人有的擦床栏杆、有的擦玻璃、有的标牙刷。刷牙杯放在洗脸盆里，洗脸盆放在床底下。洗脸盆要排成一条线；刷牙杯要排成一条线；牙刷放在杯子里，也要排成一条线。标牙刷必须两个人，一人趴在床头的地下瞄准牙刷，另一人蹲在床边一点一点地挪动牙刷。牙刷标好了之后，再把毛巾搭在床底下的横杆上，毛巾要与盆边等齐，正好挡住盆里的东西，从外面看不见盆里的任何东西。

我问李亚斌：“用毛巾一挡，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把牙刷摆成一条线呢？多麻烦哪！”

李亚斌说：“要不然怎么叫治人哪，以后你看不惯的多了。要是不改改你那脾气，有你倒霉的时候。”

我和李亚斌在海淀拘留所就在一个监室里，她是头板，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讲了许多劳教的残酷做法。她告诉我劳教管理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

关键词：互帮小组

我蹲在自己的床前整理被子，可是我的手不知道先动哪个地方，就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调遣处规定，被子打出豆腐块的形状之后，还必须把被子的每一个面、每一条边、每一个角都整理得平平展展、有棱有角，无论哪个面都不能有皱褶，就连折叠的拐角也不能有皱褶，就像用纸张折叠的一样。

李亚斌是上铺，她坐在床上很快就整理好了被子。她把被子上喷满了水，像是刚刚洗过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睡觉时压上的皱褶弄平。

李亚斌被指定和王晓丽是互帮小组。“互帮小组”实际上是看管法轮功成员的做法，平常都说“谁是谁的互帮”，即：李亚斌是王晓丽的互帮。每个法轮功成员都有一个普教互帮跟着，无论干什么，“互帮”的都要跟她在一起，否则就叫“脱岗”，那责任可就大了：轻则被警察骂一顿，重则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这种“互帮”是针对写了“三书”的，不写“三书”的不让进普通班，先关押在十班。十班是包夹班，专门整治所谓的“不服从管理的人”。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是知道这个班的存在的，但没有监督，检察官从来没有到十班看一看被包夹的劳教人员是怎样生存的，从来没有听一听被包夹人的痛苦诉说。从此，王晓丽有了一个贴身保镖，有了一个贴身管理者。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0期   2012年10月19日—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