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88期）

点名的规范标准

每日三次点名，点到名字的劳教人员一边高声答“到！”一边蹲下。未点到名字的，必须低头站立。

由志愿者在北京市劳教局门前拍摄的模拟照片。左列由前往后：周秀玲、高玉清、野靖春、肖娟、杨凌云；右列由前向后：野靖环、庞银萍、王秀珍、刘素民、刘秀贞。

吃完了午饭，我按“规范”坐在小椅子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对面的白墙，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只觉得肚子里的五脏六腑在相互挤压着，两行热泪被挤出了眼眶，顺着脸流到衣襟上。

“野靖环！”突然听到一声炸雷似的吼叫，我“腾”地一下站起来。一个胖胖的年轻的女警察站到了我面前：“你哭什么哭？这里不许哭！你哭就是影响大家的改造情绪，就是影响筒道秩序！”

我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

“低头！不许看着我！”

我微微地低了一点儿头，眼睛看着她的高跟鞋。按刚才小哨教的“规范”，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我练习了一下，如果看着自己的脚尖，头就必须低90度，而且我的肚子挡住了视线，还必须把身体向前倾斜。幸亏我不算很胖，要是再胖一些就是低头弯腰的姿势了。我内心强烈地抵抗这种姿势，所以我只是微微地低头，把眼睛移开队长的视线。

也许是我没说话，她也就没再训斥我。让全体起立，立正站好。站姿是要按军人的站姿来站立的，脚后跟并拢，脚尖分开十公分，五指并拢，中指紧贴裤缝，双手放在大腿的两侧。她开始训话了：

“从今天起，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是劳教人员！这里和拘留所、和监狱都不一样，这里是半军事化！别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到了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谁敢反抗决没有好下场！在这里不许跟队长顶嘴，跟队长顶嘴就是顶撞队长，就是最严重的罪错！怎么惩罚你就等着瞧！无论队长说什么，你的回答就是一个字‘是’，过门喊‘报告’，听到名字答‘到’。‘报告’、‘到’、‘是’三句话要牢牢记住！”

她的嗓音清脆、尖厉，她的话语直刺心扉：“你们跟队长说话的时候，要距离两块砖的地方立正站好，低着头看着脚，不许看着队长眼睛。你们在外边跟别人说话，看着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别人；在这里你要是看着队长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队长，知道了吗？”

听完这句话，我的头皮立即感觉麻酥酥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回答：“知道了。”

“你有病啊！我刚说完回答队长的话必须答‘是’，记住了吗？”她生气地说。

我马上说“记住了”，话一出口就知道又说错了。所答非所问的规范训练让我昏了头。

一顿训斥又批头盖脸地飞过来了：“野靖环，刚跟你说完让你答‘是’，你成心哪！你是没文化啊，你还是不懂人话呀？”

我被训斥得心跳咚咚地快起来，心里不停地默念着“是”“是”“是”。

紧接着就听到了“听明白了吗？”

我赶紧回答“是！”

她说：“这还差不多，以后就得记住了！”

我马上说“是！”

她不再说我了，开始继续她的训话；她再说什么话我好像都听不清楚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听别人叫她“李队长”，刚刚进来就遇见了两个李队长。

这一天，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的长头发被剪掉、看眼睛说话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处处低头……我的道德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学习委员张炎继续教我们“规范”。她说在这里，万事一个“求”字：上厕所叫“求茅”；看病叫“求医”；找队长说话叫“求谈”；从库房自己的柜子里拿衣服、袜子、裤衩，只要是带布丝的物品就必须说“求拿……”；“求写信”；“求看书”；大小便之后想洗手要说“求洗手”……

我们反复练习着完整的报告词：

“队长好，报告队长，某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拿一双袜子。”

“队长好，报告队长，某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洗手。”

“队长好，报告队长，某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喝水。”

“求谈”、“求茅”是我后来用得最多的两个词。

郭燕燕是劳动委员，是筒道里的大姐大。她给每人发了一个胸牌。

调遣处劳教人员

她想了想又说：“法轮功不能出屋，你算普教可以出屋干活，要不然我给你加个‘上访’吧。省得别人一看你就像法轮功，以为法轮功出来了呢。”罪错一栏写的“扰乱”，我一看王晓丽和其他几个法轮功的牌子也是“扰乱”，我就说我不是法轮功，怎么和法轮功一样呢？郭燕燕说：你的大票上写的“扰乱公共秩序”，法轮功是“扰乱社会秩序”，都是“扰乱”。

每个人都必须把牌子戴在左胸前。王燕霞的胸牌上写的“卖淫”；李亚斌是“吸毒”。我看着王晓丽“扰乱”二字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一看王燕霞戴着“卖淫”、李亚斌戴着“吸毒”的牌子时，我觉得非常刺眼，我会不由自主地看看她们的表情。心里想，这还让人有点儿自尊吗？把罪错戴在胸前，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对象一样。    

我和王晓丽、李亚斌抱着行李被带到六班。

屋子里满满当当的，打眼一看全是人和床，但是非常明亮、干净。屋子的南面有一个白色塑钢的大窗户，窗户上的玻璃一尘不染，窗外白色的铁栅栏一点儿灰土都没有；我看着窗外吐出新芽的绿树、含苞待放的蔷薇，刚说了一句：“这玻璃擦得真亮啊！”就听见班长急切地说：“不许看！调遣处有规定，不许朝窗户外面看、不许朝门外看。如果让监控看见了，要被扣分、挨罚！”吓得我赶紧转过头来看着床。床上淡绿色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像刀切出的豆腐块一样放在淡蓝色的床单上，床单平整得没有一个皱褶，像一张纸。

床上全部是淡绿色的被子、淡蓝色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像刀切出的豆腐块一样放在床头；床单平整得没有一个皱褶，像一张纸。

窗户左面屋顶的角上和门的右面屋顶的角上各有一个监控器，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任何地方。

这是一间长6米、宽3米多的屋子，两边靠墙各摆放3张铁制的上下两层床，可以睡12个人。屋子中间放着1米宽、3米长的柜子，叫学习柜。柜子面当桌子用，柜门里可以放书本和枕头包。中间用隔板隔开，坐在两侧的人要抬起头才能看见对面坐着的人。

桌子和床之间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人坐在桌子两侧时，有人从里面往外走，大家都得站起来，她才能过去。

虽然门前和窗前各有2平米的空地儿，但是一进班，班长就告诉我们，离门和窗户一米的地方绝对不许停留，如果站在那里，就是违规。所以，班里的人都集中站在桌子周围，显得屋子里很拥挤。

屋门白天不锁。这里的环境和海淀看守所比，好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后来才体会到，这是十九层地狱。

一进班，班长齐兆兰就让我们把行李放在床底下，在她面前立正站好。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我们的基本情况，然后说了许多在班里的“规范”：

不许迈过门口地面的那块黑砖、不许随便说话、不许向窗外看、不许站在离门口和窗户一米近的地方、不许……

给我们清身的代元元也在六班，她是生活委员。

王允芝和王复方帮我们套被罩，帮我和王晓丽铺褥子、打被子，告诉我们把其它物品放在什么位置。李亚斌是三进了，她很快就把自己的被子打好了。

晚上10点钟点名之后，门被锁上了。

别人都睡觉了，可是我们这些新生必须加班1小时背诵司法部颁发的23号令，《劳教人员守则》《劳教人员行为规范》《劳教人员日常生活规范》共30条，还必须背诵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新生必须“三天背会，五天背熟”。

李亚斌请求睡觉，她都刻在脑子里了。但是不许，第一天必须加班。她只好坐在桌前熬时间。

我和王晓丽被规定把23号令抄写到自己的本子上，王晓丽虽然比我大6岁，眼睛却比我好，不用戴花镜，她开始趴在桌子上抄写。

侯秀英把她的本子给我，让我照着抄。我的老花镜被清身的队长拿走了，门框上的一个睡眠灯光线又暗，我怎么也看不清楚那些字。虽然侯秀英抄写的字很大，但是我看起来还是非常吃力。我就跟筒道值班的小哨说，明天早起来一小时，天亮了也许能看见。小哨说：我不能做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你们学习，你得向队长求。我问：队长在哪呢？她说：等着吧，有队长巡筒。

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我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看见一个队长出现在筒道里了，我就隔着玻璃门小声地朝队长比划着说：明天早上提前起来一小时行不行？那个队长看我实在是看不清字，就同意了。

我终于躺到了床上。

我觉得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也是最难熬的一天，难以名状的疲劳和恐惧从头到脚布满全身。我曾经5次因上访被拘留、逮捕，进过6个拘留所、看守所，那些地方的恶劣环境已经能让进去一次的人改变思想，让不认罪的人立即认罪，可是我都没有过像今天这种极度难受的感觉。

冷了一天了，现在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也还是手脚冰凉。我知道，不只是身体的冷，还有心寒，紧张的心情久久不能放松。我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的困难，我怎么能面对这些呢？这才是第一天，以后的585天可怎么过呢？

当我真的熬过了585天之后，回头看看第一天，其实那是小菜一碟——折磨还没开始呢！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9期   2012年10月5日—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