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底，结束了在一个教育类NGO的工作，谋划今后的职业。因为热心维权，一个多月跟“深圳青草工友”服务部联系上，在他们机构先做一个月的实习，然后依据工作表现决定录用与否。

深圳青草工友隶属于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劳工维权机构，总部在纽约。国内的工作主要是在工厂调查，提交有关工人权利的报告，以及相关的法律咨询及宣传。

进工厂调查需要与工人一起工作、生活。10－12人一间宿舍、一天站立10个小时、吃食堂大锅饭菜，刚开始不太适应，好在只有三五天，完后还可以回市内的办公室。总的来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

深圳的推友比较多，所以饭醉的次数也多。特别是与游贵兄、龙天兄等推友的交流，受益匪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够无拘束地与志同道合之人喝酒论道，那段时间很开心。

7月31日接到江西崇仁县老家母亲打来的电话，惊恐地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说村里有干部说我被抓了，要交三千块钱去赎人。我觉得诧异，自己还在上班呢，莫非是搞错了？当下嘱咐母亲不要慌，然后我给村干部去了电话，询问此事；回答是，他们搞错了，公安局抓了一个与我重名的人。

8月1日上午，我去东莞出差，到一个工厂搞抽查。进厂前先体检，我在医院抽完血，等待化验结果的那会儿，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叫我回深圳办公室，称有急事。联系到昨日跟老家通的几次电话，我觉得不对劲。几分钟后，主任再次来电话，让我别动地儿，他来医院找我。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推测是国保胁迫他来找我的。趁这个空档儿，我把情况电话给几个当地的朋友，免得自己被失踪了还无人知道。

约半个小时后来了两个便衣，他们自称是派出所的民警，有些事要询问我，让我收拾下行李，跟他们回趟市内。主任也不太了解情况，只是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也经常被询问。起初两个便衣的态度没有那么凶神恶煞，在警车上还开了王老吉给我们俩喝，但我没丧失警惕，马上用手机发了一条推“我在警车上”。后来，我看到这条推被转了几十次，传播得很广。

警车开进宝安区流塘派出所，我下车后被收去手机、背包。可笑的是，待他们归还背包时，竟然说“你的包，原原本本还给你，我们什么也没动哦”。遇此公然撒谎者，只能苦笑几声。

约莫下午三四点，审讯开始了。询问的内容与之前一个月我在武汉、贵阳两地旅游访友有关，除诸如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有没有前科等一般信息，重点是我在那两个地方的活动情况，见了谁、说了什么等等。回应时，涉及到自己的，我就尽量简化，涉及到他人的，就说不知道。

之后，换了一个戴眼镜的继续问话，他年纪不到四十，似乎是个领导。他拿了一份武汉警方传过来的文件，对我宣布“你也知道，深圳大运会快到了，鉴于你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我们表示深圳不欢迎你，待会儿你老家那边会来人把你接回去”。我觉得好笑，说“你们也搜查了，我没有武器，只有两个拳头，怎么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呢？”他无话可答。

几分钟，进来三个人，上前与我握手，用乡音打招呼。我只认得其中一个，是老家邻村的一个干部，他裤管一高一低，普通话也不会说，不知道带他来干嘛。年纪最大的一个（后来知道是县国保副队长）首先开口：“我们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事，也不管你犯了什么了，只是奉领导的命令，把你接回去。希望你也不要怪我们。”我当即表示抗议：“公民有权自由迁徙。在你们不说明我犯了哪条法之前，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了，除非你们把我抬出去；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是绑架行为。你们看着办吧”，说罢，我双手交叉胸前，靠墙站立，摆开了任由他们抬走的架势。对方见说不动我，就给我母亲打电话，母亲被他们瞒骗得想来深圳接我回去。我不忍心令母亲舟车劳顿，遂答应了他们。

桑塔纳的后座，坐三个人有些挤，我被一左一右夹在中间，累了脑袋都没地方靠，很不舒服。一夜无眠。

我没被直接送回家，而是被带到家乡派出所的一个会议室，村委会书记、主任都已在场。村主任平时蛮横惯了，恶声恶气地警告我以后不能再外出，还学着警察问我话。我说“你不是警察，不是执法人员，没有资格询问我，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他欲发作，被旁边的国保制止了，然后换了副脸色，给我倒水递烟。过后，国保队长带了几个手下进来，问我有什么想法，说是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表示完成程序后就让我回家。他们没有逼写什么保证书之类的东西，我当时还有些喜出望外。

回家后，我发现气氛不对，家族里的两位长辈附和着村长，无理地教训我。我很生气，一怒之下将他们全赶出了家门。可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几个堂弟也不来我家玩了。

母亲怕我进监狱——这也是国保的“功劳”，此后我凡是打电话、出门，她都要干涉，问个仔细。三番五次之后，我干脆宅在家里看书算了。

被遣送回家的另一个后果是，我费力筹备的“民智图书馆”在家乡夭折了，因为乡邻们将我视为受警察关注的异类。取名“民智”有开启民智之意，现在想来此名取得不妥——要等民智开启不知何年何月。为筹备这个村图书馆，我曾花了不少精力，募了几百本书，甚至连图章、牌匾都做好了，想不到最终却夭折了。为此，我大哭了一场，感慨在中国改造社会之艰难，星点的公益事也举步为艰。

在家宅了10天，之后以去南昌找工作之名，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因为8月12日，王荔蕻大姐的案子在北京开庭，需要大家赶去声援。当时气氛紧张，很多维权人士被监控在家，而我尚有些自由，因此需要赶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当天，我得以到达现场，在法庭外声援王大姐。后来有推友把812的行动称为茉莉花革命以来大陆第一次大规模的街头行动，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之后，我去过青岛、济南、南昌，找工作谋生。其中一段时间，我经济上很是困难，做过短暂的搬运工人、住过一百块一月的简陋房屋，甚至找了朋友借了钱。生活艰辛，但我不后悔我走过路，我把它当成是人生的社会体验。

最后我要明确指出，警方将我驱逐出深圳，侵犯了我的就业权、自由迁徙居住权。《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