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在如火如荼、人仰马翻的“整风运动”期间，正沿着“红太阳”轨迹冉冉上升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自召集并主持了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此即名垂红史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一经公布，便被指定为“整风必读文件之一”，后来更不可阻挡地升格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文艺圣经”。

毛氏《讲话》的速记稿记载，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曾说过一段自谦的话：“我对文艺是门外汉，第一次会是我出题目请你们答；今天是你们出题考我，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这段话在1943年《解放日报》首次公开发表的正式版本和1953、1966年的修订版本中理所当然被删除掉了。因为经过了延安整风，毛泽东早已站上了文艺的最顶峰，从“门外汉”一跃而为全中国最高的文艺权威，也是全中国最“正确”、最“致命”的文艺批评家——不仅是作品被批到致命，更是作者被整到致命。

七十年之后，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七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讲话》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李长春常委参加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中央电视台连续数日将纪念活动排到《新闻联播》头条播发，并采访了一批曾在延安“亲聆主席教诲”的文艺界耄耋老人，以口述历史方式制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作家出版社更是别出心裁，邀请了整整一百名颇有资历或颇有名气的文学艺术家，以分段手抄、影印成册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一篇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说服力的领袖讲话，借整风运动而流行一时，凭政治威权而传于后世，七十年之后仍需“隆重纪念”，这件事情在中共虽属习以为常，但本身并不寻常。毛泽东作过很多讲话，也写过不少文章，然而，今日毛氏拥趸并没有举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三篇”或《毛主席语录》的周年纪念，没有纪念《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没有纪念《事情正在起变化》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没有纪念《炮打司令部》和《五一六通知》，也没有纪念《沁园春·雪》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比毛泽东延安《讲话》更具政治现实意义、更值得当局有所纪念、有所继承发扬的，像“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晚近的重大历史事件，像邓小平政改谈话和南巡讲话这样重要的政治文献，如今也早已风光不再，不配享有如此隆重、如此高规格的周年纪念仪式了。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花独放，“永放光芒”？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究竟发表了哪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艺高论，值得革命后代感恩戴德、高调颂扬？让我们从《讲话》的内容说起。

李长春说：“《讲话》第一次科学、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篇彪炳史册的光辉文献。……《讲话》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歌颂的调门如此之高，丝毫不亚于盛行领袖崇拜的文革年代。

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极其浅薄，含义异常简单。通篇两万多字，充斥着毛泽东式的拉拉扯扯、絮絮叨叨，其实，全文可以一言以蔽之：文艺服从政治。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虚构了一个所谓“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接着，他自问自答，宣布了一个民粹主义的标准答案：“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谁若反对这样的主张，似乎就很不妙，就有反对“人民大众”之嫌，这样严重的罪名谁能担当得起呢。毛泽东这一主张岂止是抹杀了“小资文艺”、“小众文艺”的生机，更一举取消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自由。因为要彻底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势必要建立一套对文艺作品为谁服务做政治把关的审查与管控制度，以便对文艺家及其作品考察政治态度、考问阶级立场、检验阶级感情、追究创作动机。把“人民大众”、“工农兵”顶在作家的头上，写什么、怎么写，歌颂谁、暴露谁，均须以阶级立场、党的政策、领袖意志为准，思想自由与创作自由从此荡然无存。这正是此后从延安到“新中国”一以贯之的文艺管制方针。

文艺是人性的表达，是人类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文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应以贵贱、贫富、种族、阶级而作精英主义的划分，或作民粹主义的划分。正如一个好医生、好律师应该好在医术与医德、学识与实务，而不是好在医生只给“红五类”看病，律师专为好人好事辩护，文学艺术同样如此。毛泽东说文艺非无则资，“二者必居其一”，难道达芬奇、贝多芬、曹雪芹们竟是“特供”地主资本家的？人民大众、工农兵就看不得、听不得？

为了证明体力劳动最干净、知识分子有原罪的民粹主义观点，毛泽东不惜拿他自己现身说法：“那时（做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毛泽东一生所有的著述中，坦承自己也曾有过不那么“一贯正确”的思想与感情，此文似为孤例。之所以在公开发表时未加删除，大概是民粹情结极深的毛泽东太偏爱这一段无厘头的蠢话了。毛泽东故意把个人卫生上的干净、脏与整个阶级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干净、脏相混淆，借以取悦民粹，煽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情绪。知识分子与工农本不应该进行这样一场煽动性的脏净对比，二者各敬其业，各得其所，相互尊重，则相安无事。社会分工的不同与政治上、道德上谁干净、谁脏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因为只有那些“粗糙的东西”才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话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大义凛然，却同样是以民粹情绪为政治掩护的荒谬的文艺主张。文艺家们当然可以自由地“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只要对方也乐意，但若视此为文艺事业的唯一正途，则既是阶级歧视，又是政治禁锢。文革期间所谓“五七干校”，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之民粹主义逻辑的政治延伸。

民粹主义打的是“工农”旗号，用的是“人民”话语，似乎很平民化、大众化，但民粹主义与极权专制只隔着一层纸。在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语境中，人民大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而共产党≈伟大领袖，归根到底，“人民大众”、“工农兵”不过是为了贬抑知识分子而刻意推崇的两个名词而已。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在实践中只能等同于文艺向伟大领袖效忠。毛泽东告诫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原来如此，所谓“人民”，所谓“工农”，所谓“革命”，所谓“阶级”，无非是极权者奴役文艺的借口而已。

君不见，就在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同时，延安整风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确立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延安的整个文艺群体随之受到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整肃，个个检讨，人人过关，“脱裤子”，“割尾巴”，互相揭发，自我栽赃。在当年的中国做一个文化人，你可以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边自由写作、自由恋爱，一边“要自由，反独裁”；你可以在北平的大学校园里一边吃着大米白面，一边享受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一边高喊“反饥饿”、“美国佬滚回去”；但你绝不可以在延安一边品尝着“工农兵”慷慨提供的小米饭南瓜汤，一边讥讽“人民大众”及其“红太阳”，及其“苏联老大哥”。无所不能的“人民大众”可不是好惹的，若胆敢与其作对，任你唾面自干，委曲求全，终究不得好死。作家王实味不过对“食分九等，衣分五色”的党的干部制度小小地幽了一默，就被包括他的文艺界同事在内的“人民大众”舆论围攻，政治清算，罗织罪名，栽赃陷害，酷刑折磨，秘密处决。针对文艺界的这一套政治斗争模式将在建国之后推而广之、大行其道，而毛泽东的《讲话》正是这一斗争模式的理论渊源之一。

逝者已矣，时过境迁。对于今天中共政权而言，或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有值得“隆重纪念”的价值。因为《讲话》不像《炮打司令部》那样炮口对内，它专打文人雅士，不伤高官显贵，是红色后代们不妨千秋万代永久纪念下去的。毕竟，把民国时代尚属桀骜不驯的文士驯服为人民共和国里摇尾乞怜的忠犬，毛泽东是此中高手，延安《讲话》功莫大焉。所以不难理解，胡锦涛李长春辈不纪念“粉碎‘四人帮’”、不纪念邓小平南巡，却“隆重纪念”毛泽东《讲话》，这是有其自私浅薄的政治道理的。当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中人为剥离，《讲话》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被精心保留了下来，这就注定了《讲话》将在中共的诸神庙里继续享受香火，获得供奉，但这与“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无关，只与文化专制、文艺奴役有关。

 

那么，一百位功成名就、锦衣玉食的文学艺术家们又有什么理由纪念毛泽东《讲话》，劳师动众推出一本“手抄珍藏纪念册”呢？在中国，手抄经典是佛教徒表达虔诚信仰，修定力，养良心，结善缘，增福报，或借以赎罪悔过、超度亡灵的传统方式。但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可比不了佛经，它的语言浮夸，情绪暴躁，它煽动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尤以挑拨“人民大众”与智识阶层的关系为能事，以摧残文化、折磨文艺、虐待文士、奴役文艺工作者为己任。恕我不敬，身为文艺家而手抄这样恶毒的文字，形如自宫自虐，只怕增不了福报，结不下善缘，反而要损阳寿的。

过去，皇宫里的太监即便攀龙有术，弄权干政，以至大红大紫，大富大贵，太监们也终不至于以当年曾被阉割为光荣。太监心目中的神圣之物不是阉割刀，而是泡在瓶子里的已经萎缩了的“命根子”，因为他还梦想着下辈子得到自由，做回阳刚男儿身。除了本朝，史上未闻有过太监把阉刀捧上神坛顶礼膜拜的先例。

据说，做“手抄珍藏纪念册”没有什么成本，区区一千元润笔，不值一提。至于社会效益，似乎也够呛，从网上的反应来看，没有鲜花美酒，只有嘻笑怒骂。既无升官晋级的诱惑，又无晚景不保的恐惧，何苦来哉？人生有限，可欲可为之事无限，放着正事善事不做，偏要做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勾当，对于智识者，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那一百名文学艺术家并非全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战士，其中不乏毛氏文字狱的受害者，与《讲话》精神格格不入以至背道而驰者，亦不乏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德者和贤者。春秋之义，责备贤者，所以我们自可不必批评胡锦涛李长春辈崇毛颂毛，犹如不必批评基地组织后死者之崇拜本∙拉登，却不可不批评这一百位文学艺术家中的贤德之士。

若说他们对毛主义有虔诚的信仰，已经沾染了无可救药的受虐癖，即便文革九死而今犹未悔，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承认。若说他们是为了向当局献媚邀宠，或向毛左派悔过输诚，对其中大多数人也未必说不通，抄一段毛氏《讲话》，从官方那里、毛左派那里，其实也得不到什么荣宠。

那么，事情也许真的没那么复杂，如两位已萌生悔意的作家所说，只是碍于出版社的情面，“不当回事”，遵嘱而已，从众而已。不过是献一篇墨宝，管它是抄毛泽东的《讲话》，还是抄希特勒的《奋斗》呢。

然而，“不当回事”正是真正的大事。文学艺术家不是普通人，是高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居于文化的高端，守着精神的园地，代表社会的良知，即使身处乱世，亦应“世人无常，徐公有常”。孔子说：士志于道，行己有耻，内省不疚，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君子谋道不谋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诚然，我们并不要求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知礼义廉耻，都懂仁义道德，但为人处事的底线不可丢。无心惩恶至少可以不助恶，无力扬善至少可以不抑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高级知识分子不辩是非，不顾正义，助恶纵恶而“不当回事”，则三聚奶、地沟油不足怪也。

对我而言，重读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是一次痛苦的体验，听闻名家和长者为万恶的《讲话》助威是一次更加痛苦的体验。愿文艺的归文艺，政治的归政治。愿万恶的《讲话》不再有纪念。愿“手抄珍藏纪念册”成为知识界的耻辱簿。愿不幸跌入道德泥潭的手抄者们过勿惮改、知耻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