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情的由来

2012年4月20日一早，接到武汉市青山区国保两位负责人的先后通知，要求我于上午9时在家等待。9时，一位国保负责人上门，将我带到热电社区管理办公楼会议室，这才知道，原来是见中共武汉市政法委关书记一行（网上搜索，现武汉政法委书记叫胡曙光，关应该是副职）。

关于这次会见的大致情况，我回家后草写了一个《通报》，并当即在网上公布。由于此事发生的时间极为敏感，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国际传媒随即做了报道。本人从事民主人权事业已四十余年，并在近二十年前就发起了《和平宪章》运动，始终坚持“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方针，因此很多媒体都将此次会面与我的一贯主张联系起来，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目前中国正处于政改前夜，这就使此次会面多少有了一点象征意义。我愿意积极地看待此事，但是不敢乐观，某位国保负责人早就告诉我：近期会有一些上级领导来看你，但你不能把这当做你要求的政治上的良性互动，只是表明政府对你个人的关心。

二、晤谈的大致内容

应关先生的要求，我先谈了自己的经历、思想，特别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汲取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我指出，就争议了两千年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来看，只有经验主义才是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的正确方针。

在谈到自己的政治活动时，我说，自从1978年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我就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以实现宪政为目标，在1993年的《和平宪章》中，尚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方针。关先生说，他曾留学英国，他认为中国现在就是宪政国家，并且认为党和政府也认可普世价值，主张尊重人权，并强调党和政府正在从事转型。在理论问题上，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争议；但我强调，中国现在不是宪政国家，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执政党高于宪法和法律的问题。

之后，我们谈到法律问题。我指出，两千年前，韩非就有“奉法者强则国强”的论断，但他的法是为专制帝王服务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格劳修斯和孟德斯鸠则开创了现代法学体系，那就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宪法至上、分权制衡等等，这才使人类文明完成了历史的飞跃。对此，关先生也没有表示异议。

理论探讨之余，关先生代表政府要求我必须遵守剥权期的全部规定。我指出，关书记可代表执政党，但代表政府属于僭越，除非同时担任政府要职。关这才说明，自己兼任武汉市维稳办主任。对之，我表示认可。但我强调，按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只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对当局的其它苛刻规定，自己一概不予认可；不过，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现实，我会尽量以变通方式，理性地处理这一问题。

随后，关先生说政府准备解决我的基本生活问题，给我提供每月300余元的低保及医保等，并要求我对政府有感恩之心。我则强调，执政党和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如果自己需要感恩，也只能感谢人民，尤其是纳税人。

最后，关先生送了我一套《中国共产党党史》（两集四部），一部《中国国情读本》，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让我“好好读读”。我说，无论如何，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能坐下来和我对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感谢他的此行。

整个过程中，除少数不可避免的争论外，气氛平静坦率。最后，我们以握手道别，见面时间约一小时四十分钟。

三、各种的看法

此会面情况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现将反馈回来的一些意见简略罗列如下：

1、有人认为，这是在对秦永敏进行招安，属于自古以来“剿抚并用”那一套。

2、有异议人士认为：没有什么新意，要老兄听话是目的。他们不是要听你的意见，而是局势所迫，政法系统作表面文章。他们的结论将是“敌对势力”没有改善的可能，因此更残酷的镇压才是唯一选项。

3、《和平宪章》签署人李海认为，有沟通总是好事。

4、前体制内的民主人士张某认为，对话比不对话好，感觉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5、流亡德国的异议人士王万星说，这样的方式也可能会扩大到别人，包括海外流亡者。过去，是他们把你带走，这次市级要员和你面谈，这一定是更高层的决定，可能有“政改”的需要。

6、异议人士陈先生在海外媒体的采访中表示：周永康不可能有政治转型的思想，感到目前温家宝改革派似乎占了优势。

7、湖北某作家认为：政法委书记找你，可能与周永康来湖北有关（周永康此时正在湖北）。

四、本人的解读

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本身看得很重要，无非是一片树叶落地而已。但这是换季的时候，可以一叶知秋。也就是说，这绝不是当局和反对派的良性互动；但无论如何，这是当局和反对派人士的互动。良性互动要从有互动开始。

这次见面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本身。这事的发生在我宣布暂时停止政治活动后的一个月，因此这不是当局对我的施压。此事突破了当局对付反对派的既定模式，这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我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四十余年来，一直是与公安系统打交道，党政部门从不出面，也就是说，此前他们将我们当做刑事犯来对付。近来，当地党政官员相继与我面谈，至少说明当局已经把反对派人士不再仅仅当成“罪犯”，而开始当做必须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

其次，鉴于我自从1993年发起《和平宪章》运动以来，一直呼吁朝野对话，呼吁以官民共同推动宪政改革，鉴于温家宝一再强调要搞政治改革，武汉当局的这种安排，完全可能是中共推出新政策的前兆。

其三，“没有什么新意”当然是对的。不过，考虑到渐进过程中量的积累，如果这种会面（虽然不是政治互动）持续下去，幅度继续扩大，待时机成熟，最终会演化为政治对话，起码是为之作了准备。当然，反对派不能仅仅坐等当局来对话。

第四，很难排除此次会面来自最高当局的旨意。一般来说，地方当局对反对派所为，就是加强看管、打压，而不可能主动对话。最近，高层提出“要探索社会管理新路子”，所以此次会面可能是“新路子”的一个尝试。

总之，此事打破了当局对反对派一味打压的框架，即使没有实质意义，也为今后的实质性沟通做了铺垫。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夸大这次见面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反对派代表之一，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择机推进要求对话的活动，内容包括各种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以至制度变革等等。

在我看来，反对派必须从当局的政策变化中寻找善意，鼓励其建立现代政治理性，鼓励当局以对话、谈判、协商、妥协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要求和当局进行正面的平等对话，对其稍许进展，哪怕没有内容，都要充分加以肯定。这种对话应该没有先决条件，应该互相尊重，应该理性平和，应该由易到难，应该从能解决实际问题入手，一步步往前走。

当然，作为政治反对派人士，我们应该坚守普世价值，坚持宪政民主制的原则，尊重民意，维护民权，这些是不能放弃的。我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大,方式方法会越来越多，以对话求和解、以和解求和平转型的成效也会越来越显著。未来属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2012-4-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7期   201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