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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韶关监狱的禁闭仓 (节选)

李方

前言

2002年5月,我被深圳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9年徒刑,同年8月,被送往韶关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三次被关进禁闭仓:第一次是因为与事务犯发生冲突,干部殴打了我,还不准说理,反将我关进了禁闭仓;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因为抗议超时劳动。

原来在新收时,禁闭巷只是听说过,老犯都说那才是监狱里的监狱,是人间地狱,狱警更是常以它来恐吓犯人,尤其是新犯。禁闭巷实际上也是由李国领管的,那时他每隔三四天就要找几个新犯随他去打扫卫生,新犯们回来后就嚷嚷说那里面太臭了,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一天是2002年12月27日,余荣存将我带到五∙三分监区,交给值班狱警。狱警打开禁闭巷铁门,又打开6号仓,命我进去,随手又将木门关上。这个狱警在新收时见过他,但不认识,说话口气还满和蔼。

禁闭仓大概有3米多长、1米多宽,距木门约半米多远处顺墙砌着一座水泥台,这就是“床”了。它宽约70公分、长约2米、高约30公分,靠墙一侧水淋淋的,水珠密密麻麻像出大汗似的。水泥“床”尽头的左边是一个小水池,高出“床”约15公分,一只水龙头装在池边;水池右侧是便槽,由一根粗管接通到墙外的下水道。水池靠便槽的一边开了个豁口,打开龙头,水便可以从豁口溢流下来冲“厕所”。如果以面向仓门来分左右,“床”是贴着左墙砌的,在“床”与右墙之间则有一条宽不足30公分的“过道”,行走时不能双脚并行,只能侧着身子如螃蟹般横行。便槽上方约两米处有一小窗,但用布满小孔的铁板封住了,小孔大约有小手指粗细,光线就从这小孔里渗透进来。木门上方墙上也开有一风孔,宽约15公分,高约30公分。木门下方原来是开有一个递饭孔的,但现在用厚木板钉上了。屋子里光线很暗,天花顶上挂着一只不足10瓦的灯泡,发出的光是褐色的,只有窗孔渗透进来的光是微微的淡白,但也仅能使窗口附近有一点亮度,犹如黎明时分的鱼肚白。墙上刷的石灰由于年代久远和阴湿,有的地方变成黑色,有的地方长着霉毛,有些地方则刻画着前任仓主的诗句、牢骚、戏谑或“壁画”。

仓里相当潮湿阴冷。我靠着木门站了一会儿,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感到一阵阵腰痛,应该是被谁在腰眼上狠踹了一脚的缘故,但我混乱中并未看清踢我的人。我喊了声“报告”,接收我的那位狱警走了过来,在木门上的观察孔(鸡蛋大小,由一块玻璃封住)问我有什么事。我要求发被子睡觉,他说要等到晚上9点才能开铺。我来时是用垫席裹了盖被、垫被和枕头来的,李国领检查完后只将手纸和毛巾给我,其它的均放在另一间仓室里。当天晚上9点,李国领将这些东西提了进来,我把它们往水泥“床”上一铺,倒头便睡。

次日早晨6:30,李国领打开仓门,大叫着说“收被子啦,还睡!”我忙起身将这些东西卷起来抱到门外,他命一个老头儿将这些东西又抱回到我对面的那个仓室里去。紧接着是发早餐,那老头儿打开各仓仓门递进来一小饭盒面条。我说“没法吃,没有筷子呀”,老头儿便走到对面仓室取来一个很小的塑料匙羹给我。这匙羹比“八宝粥”听罐上附带的那种还要小、还要薄,一不小心就会折断。吃罢早餐,老头儿开仓收去饭盒,匙羹则自己留着。

冷是最大的问题,我不停地在仓里跳跃。突然“咣当”一声,仓门开了,“哈,李焕明,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原来是邱地仗,今天是他的车间班(邱是五∙三分监区狱警,我曾帮他写过材料)。我将事情给他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请他把被子给我,说腰疼想躺会儿。邱立即大声喊来李国领,要他把被子给我。李国领抱过来后似乎很不乐意,狠狠地将被子扔了进来。我于是摊开来,什么也不想,在监狱里,冬季能有白日觉睡可真是难得的享受啊。

午餐和晚餐饭稍多一些,大约有正常一份饭的三分之二,由于不必劳动,饿起来虽有点难受,倒也还能顶得住。次日早晨,李国领照例将被子收去,但似乎是看在邱地仗的脸上,将垫席留给了我。我在垫席上躺了几分钟便发觉背底下寒气逼人,肯定是从水泥台上传来的阴冷。我随手往席子上一摸,居然有水,翻过来再看,整个席子都是水淋淋的。想必被子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早上往出抱时就感觉有些潮湿。

中午时分,仓门又打开了,原来是文副分监区长。在新收训练时此人曾站在队列前“训”过一次话,说他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并说无论你给出什么样的一组数列,他都可以很快求解出结果来(原意好像是这样的,原话记不太准确)。但这人说话相当嗫嚅,似乎整天都在苦苦思索艰深问题,与他身上这套警服警帽极不适应。他似乎总想找人谈他的数学,然而又无人愿意听他的,于是就显得极失落。他问了我一遍关禁闭的原委,然后与我讲起了政治来,说自己是89年那一届的,毕业后无法进入政界,只好天南地北混口饭吃,后来调到了这个地方做起了狱警。关于政治,他的观点是——不行,中国这个地方搞民主不现实,共产党太强大了,劝我还是好自为之吧。突然外面铁门一响,应是他的同事来了,他赶快改口道:“啊,好好反省几天,啊,也别太多想,好好改造,早点出去嘛,啊!”仓惶间关了木门,正要闩上时(门外有闩),我忙喊了声,说腰疼请求给被子躺一躺,他应了声便插上闩子离去。听到“叮当”一声响,我知道他已挂上铁门回到了值班室。

过了大约10分钟,李国领抱着我的被子打开了木门,将被子狠狠扔到仓里后,大声斥责我:“天天这样,天天这样,你是坐禁闭来了还是享受来了!”睁着发红的眼睛瞪了我几秒钟后重重地摔门而去。我估计他可能是正在忙着操练新犯,被突然叫来“伺候”一个禁闭犯,于是难免火冒三丈。我将被子收拾起来,铺到“床”上去,垫被的确是湿淋淋的,我就把盖被对折起来睡。

其实睡的时候,也不怎么安稳,巷子深处不时传来鬼哭狼嚎般的叫声,间或又是雪崩般的哈哈大笑,再一会儿又是幽魂怨鬼一样的歌声。我听说这里面关了一些精神病犯,这些声音可能就是他们的自娱自乐,但不时又会传来铁镣的击打声,而且往往会持续几十分钟,或许这铁镣就是他们手中的伴奏乐器。

第二天早晨,李国领有意没来收被子,我也索性就睡,很快又睡过去了。突然,“嘭”的一声巨响,门被拉开,罗海军分监区长正怒目而视地站在仓门口。他大声命令我起来,然后喊来李国领,让他收走我的被子和席子,并要求李国领不到开铺时间不得发被子给我。李国领抱走被子时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并顺着罗海军的意思补骂了几句:“天天这样,天天这样!你看你搞得人家干部之间都难做!你要知道你这是坐禁闭啊!”从这天起,我就未再享受到白天睡觉的优待,每天一吃完早餐就站在阴冷的湿地上,一直等到晚上9点发被子,才能重见温暖。

第八天,祝君华(我所在的六∙一分监区分监区长)带了一个叫余汉平的队长来提讯我,问我怎么想。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暂时不与他们计较和对抗,出去先把书稿(我在看守所时写的小说稿)誊抄完再作计议。所以我对祝君华说:“我也不告你们了,打人的犯人怎么处理,由你们去吧,请让我回去把书稿抄完。”祝依然是一阵大笑:“我可没阻拦你告呀,你完全可以告呀!不过呢,看你态度也有所变好,今天把你带回去,但你得保证不要去找人家报复。”我点点头,余汉平插话道:“你看你给分监区抹了多大的黑呀,祝主任人家都两年没来过这里了,现在却要亲自来接你。”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